人文地理学为何？由于当代中学地理教育的普及，中国人普遍知道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但是许多人并不了解，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地理学发展历史并不长，它是在 19世纪近代地理学出现之后，方出现的一个学科领域或学科分支。人文地理学主要分析地球上人类活动的空间特征、空间过程及其规律性。例如，分析某个地方可以发展何种农业类型，哪里的村庄可以变为大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要划多大，一些国家为何要建立联盟等。世界上不只是地理学家关注空间和区域问题。例如，著名历史学家 I.沃勒斯坦在其巨著《现代世界体系》中，就提到了不同时期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著名社会学家 A.吉登斯也强调空间和地理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
早期，一批中国学者将西方人文地理学引入中国。在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中能查到的*早的、汉语的人文地理学著作是张其昀先生编写的《人生地理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在 1926 年出版；*早的汉译人文地理学著作大概是法国 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学》。Jean Brunhes*早有多种译法，如白吕纳、布留诺、白菱汉，今天中国学者多采用*种译法。白吕纳是法国维达尔学派的核心人物。《人生地理学》由世界书局在 1933年出版，译者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地理系的谌亚达先生。
20世纪前半叶，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心在欧洲大陆，德国和法国是重要的学术基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英美。西方人文地理学在质疑和自我反思中不断前行，发展出丰富的学术概念和彼此补充的学术流派。不过，自 20世纪 50年代初到 20世纪 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人文地理学发展只有“经济地理学一花独放”。这是因为有些学者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客观的人文地理学知识和理论，而西方人文地理学大多是为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服务的，因此不必学习之。中国大陆当时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为人文地理学提供相应的发展空间。许多留学归来的人文地理学者不是转行，就是缄默。感谢改革开放，它给了人文地理学新的发展机遇。李旭旦先生 1978年率先倡导复兴人文地理学，使其在中国大陆获得了为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机会。多年后人们发现，李旭旦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默默关注着国外人文地理学的进展。 1976年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开山之篇《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在美国发表后，李旭旦先生就积极学习并把它翻译了出来。 2005年，南京师范大学的汤茂林教授整理、补译了李旭旦先生的译稿，并加以发表。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经验—实证主义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等，同属于人文地理学的流派。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观点是：尽管人们为了不同的目的，各持立场，但是人文地理学研究者可以把握的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具有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共同本性。
启动“人文地理学译丛”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中国大陆地理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国内目前尚未有相似的译丛，只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当代地理科学译丛”包含一些人文地理学译作。其中一些译作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014年的春天，北师大出版社的胡廷兰编辑找到我，商议启动这套译丛。她为了节省我的时间，约好在我上课的教八楼门口见面。教八楼前有北师大校园中*精巧的花园。那天早上，她从东边步入花园，青春的身影映在逆光中，格外美丽。一年后，她因病去世。我对她生病的事情竟毫不知情，以致没能与她*后告别。后来，出版社的谭徐锋先生、宋旭景女士、尹卫霞女士先后接替此译丛的工作。本套丛书的译者多为我的同仁、学生，他们认真的工作态度，令我敬佩。
译丛*早的名字是“人文主义地理学译丛”，仅仅囊括人文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当初，我联系了国际上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段义孚（ Yi-Fu Tuan）、布蒂默（ Anne Buttimer）、莱（ David Ley）、赛明思（Marwyn S. Samuels)、雷尔夫（Edward C. Relph)、西蒙（David Seamon)等，这些学者都推荐了自己的代表作。后来，为了能持续出版，译丛更名为“人文地理学译丛”。本译丛包括的著作观点纷呈，读者可以细细品读，从中感受人文地理学观点的碰撞。人文地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碰撞中，不断发展着。
周尚意
2019年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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