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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礼”，泛指社会文明，这是自古至今 正确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损”是去掉，“益”是增加，对待传统有损有益也就是批判地继承发展，因此才出现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良好局面。“从周”是法后王，这为后来荀子之“法后王”及公羊学派之“张三世”的理论建立了基础。夷、夏两系都不是孤立的、封闭的系统，他们彼此交往，互相渗透，于是逐渐融合一体。夏代初期少康以前一段动乱的历史，即夷、夏交争而互相渗透以至融合的历史。夷、夏之争，在当时来说，已经不是异族间互相侵略，罗泌在《路史》中就曾以羿、浞之乱比之于安史之乱，后羿、寒浞实在是夏之叛臣，虽然傅斯年先生反对这种说法而认为夷羿是“敌国之君”。(见《夷夏东西说》)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过程，知道当时夷、夏之间的关系本来密切。史实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及哀公元年，襄公四年有：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钮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
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猹……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猹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猹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靡是夏遗臣而臣于后羿者，虽臣于二代而不以为忤，终复夏政，说明当时夷夏已少民族隔阂，而后来之《虞箴》有云：“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唐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见《夷夏东西说》)《虞箴》要夷羿而恢于夏家，是以夷夏为一体。又哀公元年《传》记此事有：“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郡，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以收夏众，抚其官职……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虞夏两氏之族外婚；而虞属东夷，是夷、夏两族在夏代已融为一体。所以我们说，在华夏族及华夏文明之形成过程中，东夷与夏周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夏周文化不过是华夏文化之一支，田昌五先生的意思是可取的：“从部落王国到夏朝建立也是华夏族的形成过程，而夏文化则为华夏文化的一支，并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文化。”(见《古代社会形态析论》第202页)夏代文化不能代表整个华夏文化，因为其中融合了虞殷东夷系统的文化内容。这在考古发掘上看到的“文化叠压关系”中也可以得到说明。上引田氏著作于此指出：“这种联合和兼并的过程在考古文化中是有反映的。明显的如仰韶文化的氏族部落和大汶口文化的氏族部落，后期有在中原地区交错而处的现象。交错而处必然要发生斗争和联合，后来在这种斗争和联合中形成了所谓河南龙山文化。”(同上)虽然此所谓“形成了所谓河南龙山文化”的论断，是否即夷、夏两族交融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作为民族融合而反映出文化之推陈出新，因而有考古上之反映，是没有疑问的。华夏民族文化之融合，自虞夏开端，至宗周而成熟，“郁郁乎文哉”之周文明，实在是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战国而后，在中国范围内新民族崛起，于是重新组合，而有汉族及汉文明。民族之融合，不断发展，代表本民族之文明亦不断在发展中，遂有中华民族及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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