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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来，我眼前的这座城市看上去仿佛就像在另一个星球上。它与我相距仅有几公里，中间那条隔开我们的海峡窄得我几乎可以游过去，尽管如此，它对我来说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犹如有成群的坦克拱卫着它。保护着它的是二十世纪 坚固的堡垒：由各种有关证件、签证的清规戒律和官僚主义那冷漠而非人道的法律条文构成的壁垒。我置身在埃利斯岛，时值1944年夏，眼前的城市是纽约。
埃利斯岛是我经历过的 温和的拘留营，人们在这里既不挨打也不受刑，不会因做苦工被折磨死，也不会被用毒气杀害。这里的伙食甚至也不错，还免费，也有能让人睡觉的床铺。虽然到处设有岗哨，但站岗的人几乎都很友好。移民美国的人但凡身份证件可疑或是不合格，都要先被扣留在埃利斯岛。光有美国驻欧洲使领馆的人境签证还不够，入境前还要经过纽约移民局的再次验证和确认，此后才有资格入境。倘若经检查不合格，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就得坐下趟轮船被遣返。然而遣返已经早就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欧洲在打仗，美国也参战了，德国潜水艇在大西洋围追堵截，现在已鲜有客轮驶往欧洲港口了。对遭到拒 的移民来说，这也可能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样一来这些数年来到处漂泊、居无定所的人就有希望能在埃利斯岛多逗留一段时间。但这种安慰却被许多其他传言削弱了，如传说中的载满了 望的犹太人的幽灵船，数月来这些船在洋面上到处游弋，无论它们想在何处靠岸，都遭到了拒 。有些移民在古巴和南美港口亲眼看见了那些 望者的面孔，他们在破败的轮船栏杆旁挤作一团、在关闭的港口前喊叫着祈求怜悯，他们是一群无望的现代的“漂泊的荷兰人”，他们希冀躲过的是潜水艇和人类的无情，他们是一群虽生犹死的人和受到诅咒的灵魂，他们 的“罪行”就是生成了人并且想活下去。
拘留营中，精神崩溃已是屡见不鲜。奇怪的是，在埃利斯岛上，这种情况要比法国拘留营面临德国部队和盖世太保大兵压境时严重得多。这大概与法国当时严峻的死亡威胁有关，这种威胁如此之大，以致它能阻止精神崩溃的发生。相反，当已经近在咫尺的获救突然又变成海市蜃楼时，人们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精神崩溃者的数量继而剧增。然而在这里不像在法国有那么多 的，因为尽管有 望相伴，希望还是足够大的。但是，哪怕是一位和善的核审员的审问都可以导致精神崩溃——流亡年代养成的不信任和警觉只要在瞬间稍有松懈，就会立即引起审问者的怀疑，这时被审问者就会为自己的疏忽而恐慌。而发生精神崩溃的人当中，男性总是多于女性。
这座近在咫尺而又难以企及的城市变为一种酷刑，它折磨人、引诱人，许诺而又食言。有时它仅仅是个面目不清的怪物，四周云雾缭绕，到处喧嚣着轮船的噪音，轮船就像是一群钢铁的鱼龙目古兽。夜深时，它又变换成一片惨白的月光笼罩之地拒人于千里之外，那成百上千的塔楼令它成为一座如幽灵般的巴别塔。然而，当万家灯火在傍晚相继点燃时，它又变为一块悬挂在地平线上闪烁的地毯，与欧洲那一片漆黑的战夜相比，令人感到异样和错愕。这时，休息室中常有流亡者起身离床，他们是被睡眠者的抽噎、呼噜和叫喊吵醒的，后者在梦中仍被盖世太保、宪兵和党卫军的杀手们追捕着。醒来的人三五成群聚在窗口，他们或喃喃自语，或一言不发地凝视着美国这片应许之地那光怪陆离的灯光全景。此刻，他们那灼热的目光中所流露出的兄弟情谊和共同感受只能源自痛苦，而 不可能出于幸福。
我有一本德国护照，有效期还有四个月。护照上的名字是路德维希·佐默，护照几乎可以说是真的。
它是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来的，两年前那位朋友死于波尔多。因为我们俩的身高、头发和眼睛的颜色都恰巧相符，从前的数学教授、现在在马赛从事伪造护照工作的鲍尔劝我不要把护照上的名字改成我的。尽管流亡者中不乏出色的平版印刷工人，他们能为没有身份证的难民制作可用的证件，我还是听从了鲍尔的建议，放弃了自己本来的姓名。我的本名反正也快不能用了，它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废弃它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因此，我的护照几乎是真的，只是我本人和照片中的并非一人。这方面的专家鲍尔给我讲过这样做的好处：一本改动太大的护照，即使做得天衣无缝，也只能经得住粗略的检查。任何设备稍好的警方实验室都能查出这类护照的破绽，而一旦露出马脚，等待我的只有监狱、驱逐或是 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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