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丛子》是一部由孔子后裔搜集、编着而成，具有孔氏家族史和孔氏家学学案性质的杂记类著作，主要记载孔子、子思、子高、子顺等十几位孔氏子孙的言行，由《孔丛子》、《连丛子》和《小尔雅》三部分组成。本书主要将《孔丛子》和《连丛子》介绍给大家：《孔丛子》*篇至第五篇记载孔子的言行，第六篇至第十篇记载孔伋（字子思）的言行，第十一篇至第十三篇记载孔穿（字子高）的言行，第十四篇至第十六篇记载孔谦（字子顺）的言行，第十七篇至第二十篇记载孔鲋（字子鱼）的言行。《连丛子》上篇除《叙书》、《叙世》记载汉代孔氏族胤的传承和事迹之外，还录有孔臧的四篇赋、两封书信和一篇为孔奇《左氏传义诂》所作的序言；下篇主要记载孔季彦的言行。
《孔丛子》是诸子文献中除《论语》之外*重要的孔氏儒学著作。与《孟子》的观点鲜明而师承脉络模糊和《荀子》的博采诸家而蔚然大观不同，《孔丛子》的记述集中在父子相承，着力于编缀家学脉络。孔氏子孙自子思至季彦，历来不乏致力于学问者，对子孙继承父祖之学的记述，正是《孔丛子》一书的主线。孔氏子孙以身为孔子后人为荣，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不屈从于时势和荣禄的、对先祖学问和节操的坚持和执着。是书记载历代孔氏后裔对儒学的传承、运用和创新，常有闪光之处。对于孔氏儒学、相关学术史和汉代家学、家族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思想和文献价值。
《孔丛子》的材料来源从先秦至于东汉，十分驳杂。其中来源较早的一些材料，也在后人的编辑和改写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孔丛子》的成书在汉代，目录书对它的著录则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它*早的校注本是北宋嘉佑八年刊行的《孔丛子注》，作者宋咸，刊刻者是他的弟子吕逢。这个“嘉佑本”是《孔丛子》*早的传世刻本，也是今传所有版本的共同祖本。传世本至近代，形成了两个版本：一是《四库全书》的三卷本，一是《四部丛刊》的七卷本。这两个版本和其他“支流”版本的差别都不大。从文本形态的角度来讲，能够看到与宋本明显差异的，是分布在其他典籍中的《孔丛子》佚文。
《孔丛子》原题“孔鲋撰”，实际上他只可能是该书的早期编纂者之一。孔鲋字子鱼，孔子八世孙，曾经做过陈涉的博士。今本《孔丛子》中不但有他的事迹，还涉及他后辈的事迹和著作，可见这部家学承续之书，绝非一时写就，而是世代传承、由几辈人增写而得。
关于《孔丛子》的体材，可以从它的书名中看出来。“丛”是战国至秦汉之际诸子文献常用的一种编书体例，“丛，聚也”（《说文解字·丵部》），其字从丵，本指聚集在一起生长的野草，用作体裁之名，指一种将流传的文献材料聚集在一起的古书体例。“丛”、“林”、“说”、“语”是由战国而至秦汉通行的诸子文献体例，它们都有相似的形态特征，即将前人之言行以及流传中的此类文献编辑成书，《论语》、《韩非子·说林》、《儒家者言》、《说苑》、《孔子家语》等早期文献都采取这种编辑方式，这类典籍的特点是篇章间未必有明显的逻辑关系，更类似于文献汇编。《孔丛子》开始编辑的时代在秦汉，它的内容与这一时期成书的文献多有可互见之处。其中记述的人物事迹，在《尚书大传》、《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多种秦汉文献中都能找到线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典籍间必然存在互相传抄的关系，*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很多时候这些典籍的作者是就共同的传闻底本进行独立撰写，由于源数据的公共性，导致文本形态的相似甚至雷同。
古书对《孔丛子》的*次征引出现在王肃的《圣证论》中。王肃字子雍，东海人，魏晋时期著名经学家。王肃是曹魏名臣王朗之子，司马昭的岳父，他不但贵为皇亲国戚，还曾师从大儒宋忠，遍注群经，博学多洽。在经学史上，以王肃为代表的“王学”与郑玄学派针锋相对，王肃的不少议论都针对郑派而发，两派的水火不容是王派在历史上*为众所知的文化事件。据史料记载，孔子后裔曾向王肃进献过《孔子家语》等孔门家学文献，王肃得到这批文献后，联系其它典籍对它们进行过研究和注释。同时期见引的《孔丛子》，也属于这类典籍。由于这批文献在此之前长期只在孔氏家族内部流传，未入官籍史志，之后又为王肃学派长期独占，在郑玄学派及后世受其影响的学者中间渐渐流传出王派伪造古籍以驳郑玄、甚至王肃伪造孔氏文献回护司马氏的观点，这件公案在宋代赶上了疑古思潮的兴起，《孔丛子》、《家语》和《孔氏传尚书》等孔氏文献因此在之后的千余年间被主流学界定为伪书。直到出土文献证明今传《孔子家语》中相当一部分文献的真实性，当代主流学界才渐渐注意到这类古籍的价值。
由于《孔丛子》的这种文献性质及其未经官方整理而是长期在民间留传的历史，宋咸在为是书作注之前，对当时所见的《孔丛子》数据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校勘和删选。这一点，从今本《孔丛子》及本书所辑佚文的差异中就能明显看到。因此，今天看到的《孔丛子》，可以肯定已与其唐代以前的“原貌”有相当的距离。
既然《孔丛子》中的材料驳杂到难以判定成书时间，今传本又在宋代与唐以前较原始的文本形态发生了断裂，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接受这部书呢？《孔丛子·公仪》篇中子思与鲁穆公的一段对话似乎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也。”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余嘉锡先生曾在《古书通例》中指出，诸子之书“皆以立意为宗，不以叙事为主”，所以涉及人物事迹，经常“附会以圆其说”，未必事事皆可落实。儒家著述较其他诸子谨慎，但似《孔丛》、《家语》，也仍不免“丛林之书”的上述特点。穆公对子思所记孔子之言的疑惑，其实也是后人对《孔丛子》所记孔氏之言的疑惑；而子思的回答，可以作为余先生观点的一个印证。他对穆公的回答，简直像是《孔丛子》编著者在为自己申辩：“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以及充满信心的评价：“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而《孔丛子》中的许多故事和思想又岂止是“无非”？作者将博雅的儒家思想熔铸在诸孔对时人、时事的应对言行里，其中不乏名言警句和扣人心弦的情节、感人至深的故事，更有不少段落和篇章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无论从文学还是思想史的角度去考察，是书都相当精彩。我想，对于无意探索文献源流和名物典制的一般读者而言，单纯地体验一部“于事无非”的《孔丛子》的启发与魅力，应该也会是相当难忘的阅读经历。
本书包含两个部分，*部分为《孔丛子训读》，主要目的是帮助一般读者通读《孔丛子》，熟悉《孔丛子》的文本和结构。第二部分为《孔丛子》研究，对于一些疑难问题，笔者将在研究文章中提出自己的推测，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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