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境”：向着抒情的深度开掘
——论晚唐五代的“词代诗兴”
古代诗歌史上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诗”至晚唐五代，已呈逐渐衰歇之态。尽管它有过盛唐时如日中天、中唐时色彩绚丽的美好“过去”，然而这时却显出夕阳虽好、时近黄昏的西沉光景来了。但是就在它于下一朝代东山再起之前的这一段夜空中，“词”却像一钩妩媚晶莹的新月一样，升起在文坛的地平线上，带来了一番新的光景、新的气象……这一发生在晚唐五代时的“词代诗兴”，真是古代诗歌史上一个令人既感兴趣又党费解的现象! 早在南宋初期，王灼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说：“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①这里，他已敏锐地提出了“诗陋词巧”的问题。嗣后不少论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种代表性看法： 一是“不可知”论或者“关乎世运”说。例如陆游曾说：“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晓者。”② 二是“下降”说。宋人常把词称为“诗余”，即是这种论调的典型体现。所以直到清代，《四库提要》还说：“《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③从某种意义来讲，这实在是一种保守和倒退的文学观。
比较通达的说法则是王国维的“打破习套”说。他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①这就坚持了文学的进化论，并提出了新兴文体中有旧文体所欠缺的某些新东西的正确命题。
但是，即使是王国维的意见中，也存在着某种缺陷(如他把文体推陈出新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少数作者的主观意愿，即是一例)；而相反的，在他前面的那两种显然是错误的意见中，却也还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加以科学地“改造”和利用。吸取上述三种意见中的有益部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晚唐五代的“词代诗兴”(确切地说，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晚唐五代文人小令的继“诗”而盛兴)，绝不应看作诗的“下降”，而应该视作诗的继续“前进”。
(2)词与诗都是抒情的文体，前者和后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血缘的继承关系，从这点来看，词为“诗余”也还说得通。但词虽是诗宽广浩瀚的河道中分泄而出的一股“余波”，但它却并非单纯是诗的一种“缩小”或“变窄”，而是前者朝着特定方向的一种“延伸”和“深化”。
(3)晚唐五代小词的勃兴，固然与少数作者的尝试、革新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这少数人的举动却又并不全属偶然性的事件，在它后面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换句话说，此事确实“关乎世运”。
谈到这里，我们不由得会联想到刘勰的几句话：“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②只有紧紧抓住“世情”和“时序”的问题，才能揭开文学体裁和风格演变的奥妙。对于晚唐五代所发生的“词代诗兴”，同样也应作如是观。
《香奁集》——由诗变词的过渡形态
词曲原是民间首创的新文体。但是，那种首先由平民群众所创造的民间词(例如敦煌曲子词中所保留的部分作品)，却还只是一些粗糙形态的词。只有到了晚唐五代文人笔下，才出现了比较精致的词。从意境和风格的内涵来看，晚唐五代文人所作的小令词和真正的民间词之间，其实存在着不小的差别。相反，它与晚唐的小诗之间，却有着相当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它不过是晚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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