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近乎一穷二白的状态，发展到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项不易实现的目标。从这个层面上讲，回顾和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驱动力及结构变迁等问题，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本书从理论层面，系统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结构变化。
《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探索了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规律，论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变迁、增长动力和未来展望。本书内容依据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设计，并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提出的相对价格调整理论与S型增长曲线模型展开分析，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与结构变动规律及福利效果；二是增长要素的变动及对总量产出的影响。
12.4 二次转型路径：基于广义人力资本和消费视角
12.4.1 二次转型的主线：大国效应倒逼机制
（1）大国效应的弊端：与日本、韩国等经济追赶成功的经验比较起来，受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资本驱动模式惯性的影响，中国经济二次转型的压力更大，表现在：*，受庞大的农村人口规模的制约，劳动力拐点出现较晚，规模效应阻碍了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高。在这点上中国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不同（Shinohara，1970）。更为严重的是，劳动力的规模效应阻碍了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高。第二，“清理房间”滞后，外部机会少。受益于国内技术开发能力和外部经济环境，1968年以后，日本转移国内低端产业链的“清理房间”过程启动。相比较起来，中国资本驱动模式行将结束的现阶段，清理房间过程还没有真正开启，且受制于国内外技术、市场因素，这种前景也不是那么令人乐观。第三，体制转型滞后，缺乏应对新经济阶段要求的反应灵活性。
（2）二次转型的主线：减速时期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增长无效率问题，以及大国效应的自身弊端，迫使经济二次转型进行再平衡，尤其应当注重规模经济阶段被严重忽视的内部经济潜力的挖掘，以避免可能的减速循环。二次转型的主线可以概括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以资本配置方式的改变扭转增长的外向性，以消费模式升级强化增长的内部化效应，以服务业升级带动经济增长的外溢性。换言之，需要进行资本积累路径调整、消费模式调整、服务业发展方式调整。
（3）二次转型的核心环节：重塑效率路径。站在二次转型要求及理想情景上，回溯原有资本驱动的工业化，可以这样认为二次转型的核心环节在于重塑效率路径。包括两个递进的逻辑层次：*，原有规模效率模式的典型特点是，技术、规模和效率容易获得，鉴于国内充分的剩余劳动力禀赋，只要抓住了外部技术和市场，从规模扩张中获得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不是难事，因此中国工业化高增长时期只需要关注如何*限度利用剩余劳动力就足够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5）把这个时期的产业特点归结为标准化、规模化的通用技术部门的发展，而资本驱动的粗放型大生产，正是适应于这种经济结构建立起来的。第二，当基于这种历史条件的结构性加速过程结束，面对系统性、结构性经济条件的变化，效率路径重新建立自然成为新时期的核心问题，此时，效率模式的塑造不可能是只是个别产品和个别生产环节的创新，而是与经济结构和系统转换相关的整体绩效模式的再造。这个核心关节统摄了二次转型中投资激励模式调整、消费模式调整和服务业发展方式调整，调整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二次转型的成败和绩效评价。
12.4.2 服务业发展方式调整：知识部门作为效率模式重塑的支撑点
（1）路径对比：为了突破结构性减速之后规模效率模式退化的障碍，理想途径是尽力打破“新二元经济”困境，为此，需要重新定位服务业的作用。就老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经历了商业发展和工业发展的漫长演化之后，部门间利润率趋同规律已经根植于现代发达市场经济之中，并直观表现为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效率平衡。而且，正如Buera和Kaboski（2012）对发达国家服务业所观察到的那样，伴随着服务业份额的提高，服务业也越来越趋向于技能密集。我们把这一理想图景放在二次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认识，就意味着后发国家大规模工业化结束之后，需要发展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效率模式，以便实现经济转型的顺利过渡。但是，受后发国家初始发展条件和经济演化路径的局限，“新二元经济”问题的发生可以说不得已的“偏差”。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而言，“新二元经济”态势的扭转，成为二次转型的重要任务。换句话说，当工业化主导的规模效率模式结束，城市化过程中服务业要能担当起新的效率模式的创建任务，就需要至少不低于原有增长路径的效率改进方式，否则，城市化过程只能是以整体效率下降为代价，并迫使经济进入减速螺旋。
（2）如何发展服务业：是替代还是溢出？前期研究中，我们曾就中国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问题进行过分析，提出服务业作用的“结果说”和“条件说”（袁富华，2014）。“结果说”认为，现阶段“新二元经济”问题，源于资本驱动模式下服务业对工业的从属地位（即作为传统工业发展的分工结果存在），此时服务业的发展以传统业态的规模扩张为主，对初级劳动力的吸收削弱了其效率改进和业态升级潜力。服务业作为经济整体增长 “条件”，其重要性在于该部门的存在，有利于促进工业部门的持续发展。显然，处于分工结果之下的服务业，很大程度上受到工业部门外部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短期内虽然有助于服务业部门扩张，但长期中却有可能削弱其可持续增长潜力；处于“条件”链条中的服务业，其作用不仅体现在自身发展上，而且体现在对其他部门的外溢性上，并成为城市化时期的效率源泉。
（3）知识过程与服务业调整：通过发达国家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发展的对比，我们可以对一些实质性差异做出具体说明。实际上，能让服务业成为整体经济发展“条件”的依据，在于城市化阶段知识过程的突出作用。知识过程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一方面是服务业结构中知识部门比重上升，另一方面是知识部门对通用技术部门的溢出效应增强，也正是从这种表现上来说，服务业足可以摆脱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从属地位，进而以其整合能力接替工业部门成为新效率模式的支撑。知识部门作用的突显，与城市化阶段工业化部门比重下降、服务业部门比重上升的趋势有关，不论从增加值角度还是从就业吸收角度看，服务业主导发达国家或经济发达阶段的态势显而易见，这种趋势与城市化时期资本积累路径的特殊性和广义人力资本发展有关。
t刘霞辉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现为《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经济蓝皮书》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和重点课题，研究成果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
张鹏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应用计量经济学和上市公司。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科重大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研究成果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经济评论》《经济学家》《南开经济研究》等核心期刊。
张平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现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和上市公司。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等。研究成果三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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