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 彩 页：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物，本身拥有许多“新”的因子。新的机器、技术，包括国外引进的石印、照相印刷等，无不属于当时 的。人员方面，创办人出身于新式印刷企业的工人，公司掌舵人是维新派人物，编译所聚集了一批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产品是新式教科书、新式期刊以及新的自然、社科类图书。在管理上实行股份制、公司模式，早已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工场作坊。
1919年以前的二十年，各种西方新思想在中国流行，少不了出版家的贡献。张元济从南洋公学译书院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翻译的介绍功利主义、进化论和经验主义的著作，出版译介东西方经济、法律、科学乃至文学的书刊。“五四”一代新式知识分子无不受益于这些书籍。但是，时代在进步，“新”的很快变为“旧”的，“张元济时代”的商务领导层，没有故步自封，善于自我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面临各种挑战，特别是新文化运动造成的冲击，力求自身改革，逐渐成为新思想、新文学的传播重镇。
挑战，本身也是机遇。谁能正视挑战，化解危机，谁就能取得胜利的成果。从中西文化论战、杂志销售危机，到革新"大戏"纷纷登场，再到胡适考察编译所、王云五进馆，商务领导层很好地把握历史机遇，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出版物面貌焕然一新。新文化的推行与发展，离不开出版环节。商务印书馆对新文化的扶持，表现在新人的引入、与新文化社团的合作上。特别体现为跟中华学艺社、共学社、文学研究会的亲密合作，新的科技和新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版，童刊童书向“儿童本位”转变，等等。商务印书馆以成功的文化作为，推动了这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运动走向深入。
采用白话文作为书面语言是新文化运动的 突出的成就之一，文学革命也是那个时期所出现的全面巨大进展的一个方面。商务印书馆在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有目共睹。由于新知识界 1917年云集于《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使新思想和新文学改革运动壮大了力量，因此可说新文化运动发源地是北京大学，而商务之为新文化运动后期传播中心也是应该肯定的历史定位。
研究需要发掘新史料，利用新史料，本书充分利用了近年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馆史研究新成果，引用了一些 披露的材料，也许有助于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本书配有一些插图，会 加直观、 加生动体现商务印书馆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评论晒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