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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8月3日 两年前笔记本里的一段文字，我抄录出来，因为与我昨天观察到的东西有关： 《再度先锋的冒险》，马莱克·扎勒斯基①的书。它像是我在另一个自我，一个遥远的化身那里发现的东西。
否认：这不可能是我。然而，这就是我。好奇，因为我不时读到的引文，像是出自我写过却早已 遗忘的文章、信件。我也发现了我之异化的逻辑。仅仅因为我的一本小诗集，和我同伴的诗集，只印了一百或三百册的一个版本，还不是说卖出过那么多；在那些日子里，我相信我们也许只是为了二三十个人在写作，也就是说，为我们的同伴诗人；这种信念又在恢复。而在我们身边，数以千计的人在等待，竖耳倾听，无论一首诗在提到政治时说了些什么，他们随时准备接受我们的意见，认为它服务于我们的事业。很显然，左派的事业。实际上，在底层，大部分人从来没有读过什么，因为他们是文盲或半文盲，电视就是为他们发明的。在某个稍高的层次，则有一个明确的分界：一边是进步主义，左翼倾向，通向创新，势利眼，一种可疑的理智主义，这是波兰语和意第绪语之间一个移动的边界(在维尔诺，则是在意第绪语和俄语之间)——因为在那整个地区，百分之八十是犹太人。另一边则是右翼倾向，老派的天主教。缺乏智识方面的兴趣。对后一阵营饱受创伤的不满，决定了我的命运。之后，也就是在我逐渐有了一些热情之后，很快找到关键所在，因为我是“饱受创伤的”。一个知识分子面对一群原始人?一个犹太人面对一群异邦人?一个智者面对一群傻瓜?一个神秘主义者面对一群民间宗教信徒——而在后者那里，神的母亲只是一个辅助角色?毫无疑问，通过提及我的立陶宛祖先可以让我撇清跟那些真实或想象的波兰施害者的关系。我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我没有兴趣，对那个时代做出社会学或政治性的分析。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但是，我之饱受创伤的关键，究竟在哪里? 整个先锋派是可笑的；一些迷茫的年轻人，一两个大学城的日常生活里 的边缘者，在整个 生活中 是边缘。日常生活 消失：工作、娱乐、爱情、婚姻、生育、无数人隐秘的故事。然后，出来一个文学评论家，认定那些遥远的东西是真实的，仅仅因为它幸存于语言。即使在先锋派诗人的思想和著作里，也看不到现实的变形，虽然他们很可能像我一样充满各种创伤。我的想象令我想起一些具体的人，他们与我同时，却在与我 不同的一个维度上，以与我 不同的观念和感知经历了这个世界。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①在其自传《爱与流亡》里，写到三十年代的波兰。我从未加入华沙的犹太人作家俱乐部，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在那个时期，年轻一代的犹太人正逐渐脱离其父辈的信仰和习俗，并非为了自由思想和自由主义，而是直接投入了因新的信仰而产生的狂热仇恨。在我的异化和辛格的异化之间，不乏相似之处。辛格作为一个拉比的儿子，曾经接受过良好的宗教教育，他已世俗化，但又足够世故，足以觉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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