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绛口述历史》： 二、父亲淡泊名利的“身教” 1940年7月，我在闽侯县立圣庙中心学校毕业，随后考取了福州格致中学初中。父母对我小时的教育算是严格的，不过，父亲不太管我的学校功课。他生于光绪十二年丙戌四月初三（1886年5月6日），1962年11月30日（农历十一月初四）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名懋丰，字来章，谱名泽穰。他考取清末Zui后一科秀才，科举制度便告废除，大伯祖父陈宝琛对他说：“你赶上关城门了。…'关城门”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末班车”。我推测他是因为陈宝琛的关系，在新设不久的度支部当郎中，一个低级的官员。度支部是清代掌管财政事务的机构。清代原由户部理财，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组部院各衙门，将户部更名为度支部，原掌管的民政事务划归新设的民政部，主管官为度支部大臣，另有左、右侍郎和左右丞、左右参议；下设承政、参议二厅及田赋、漕仓、税课、莞榷、通阜、库藏、廉俸、军饷、制用、会计等十司与金银库。当时（1907-1911）度支部大臣是载泽（逊敏斋），陈宝琛ZhuMing的《落花诗》便是和他的原韵而作。父亲在陈宝琛的推荐下，进了度支部，在会计司行走，时年二十五岁。不久便去日本留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青年掀起赴日留学的潮流，父亲和舅父吴涛（陶庵）一同去日本。父亲人日本大学（简称“日大”），这是日本一所ZhuMing的大学，不论学生还是教授人数，都居于日本各大学的前列。前几年我托日本大学中国近代史ZhuMing学者小岛淑男教授查阅该校档案，承他告诉我，父亲是大正三年（1914）在该校商科毕业。回国后，他见到清王朝已被推翻，便居家不出。他不谋功利，淡泊仕途，随遇而安，终其一生不再担任过一官半职。我的曾祖父光禄公（陈承裘）在咸丰壬子年（1852）考中进士以后，没有利用他的祖父尚书公（陈若霖）湖广、四川总督、工部、刑部尚书和他父亲布政公（陈景亮）山东按察使、云南布政使的官场人脉关系，而是不慕仕进，请假回乡侍亲。父亲是否多少因袭了这个遗传因子呢？不得而知。 家中生计，Zui初主要靠钱庄的赢利。钱庄名为“慎昌”，开设在福州城内南街郎官巷口，在南台中亭街有分号，父亲作为东家，自己并不具体经管，他也不善经营，全靠管事（一个管事名叫张子良），大约在1928年初一次挤兑风潮（福州话叫“滚票”）中收盘，只得将田产和从塔巷至郎官巷三进房屋中前两进让给伯父，才渡过难关，这是我出生前一两年的事（当时族中有人提出，三进房屋全部让给伯父，母亲挺身而出说，这样，我们子女住在什么地方呢？因而终于保留下第三进。）钱庄收盘以后很久，还有人拿钱庄开出的庄票兑现，父亲照样用现款付还。1950年土地改革中，我们这一房已从螺洲迁居福州城内，在乡下没有土地，却因祸得福，土改运动中没有波及。伯父就被评为地主兼工商业者。钱庄的庄票都成了废纸。我小时在家里还看到厅堂角落堆放着一叠叠已变成废纸的庄票。——的确是“坏事变成好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自报家庭成分为职员，因为家中开支初期靠出租部分余屋收入，后来几个哥哥长大做事了，靠他们的工薪资助。 父亲眼睛近视，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他身材颀长，容貌清癯，持身严饬，谨慎平直，待人温和。他一生淡泊，与世无争。也许年轻时出仕清朝，便遭国变，其后继承祖业，又因委托非人，经营不善，负债卖田，家道中落，使他视名利为缰绳，满足于平淡的生活，别无他求。即使家务，他也少有过问，柴米油盐，全由母亲操劳。从我有记忆起，我没有见过他同人争吵过，或者厉言疾色，恶声相向；偶尔为了什么小事，和母亲龃龉，也总是低声细气，至多闷声不吭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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