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分析了以军事形式为基础的处理社会秩序的民事方案，他既感到钦佩，也觉得担忧。从分析者的角度出发，他意识到普鲁士模式将会使资本主义走上与马克思所预言的不同的道路——但生活在那种模式内部到底会有什么感觉呢？管理良好的军队以在战场上打胜仗为目的，同样地，管理良好的企业必须以经受市场繁荣和衰退的考验为目的。韦伯在德国的国境之外看到了这种要求的合理之处：美国那些强大的垂直托拉斯和垄断企业压制了市场竞争；它们的所有者，比如安德鲁•卡耐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很有平民将军的派头。
这个系统的出色之处尤其在于其指挥系统的组织方式。自从亚当•斯密以降，管理者清楚地知道劳动分工是如何运转的。斯密模式研究的是如何将复杂任务分成几个部分，以便高效地生产车厢或者奶酪。衡量效率的*尺度在于产品能够多快地被制造出来，但斯密式生产的真正考验出现在市场——你能够比竞争对手更快地制造出其他人想要购买的产品吗？虽然军队的运作也有赖于劳动分工，韦伯意识到军事生活的竞争与效率具有不同的特性。
在战场上，有些士兵准备失去一切，这些士兵必须愿意服从命令，即使他们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死亡。在军队里，士兵之间的社会契约必须具有不容置疑的属性。因为军队若要凝成整体，每个等级的职责必须清楚确定，不管执行这些职责的人是否会死亡，也不管军队是否能够获胜。韦伯认为，民事生活中科层组织的“职员”必须服从于这种军事的要求——他笔下的“职员”这个词指的是科层组织中的每个人，从普通的门卫到大型机构的负责人。
和军队的情况相同，在大型的民事科层组织中，行之有效的权力结构是金字塔状的。这个金字塔是“理性化的”，也就是说，每个职位、每个部分都具有明确的功能。你在指挥系统中的地位越高，管你的人就越少；你的地位越低，权力越小，与你具有同等职位的人就越多。工作出色的定义是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别管其他的。在自由主义的斯密模式中，你做得越多越容易升职；在军事化的韦伯模式中，你要是做本职工作以外的事情，就会受到处罚。
时间对这种韦伯模式来说至关重要：各种职能是固定的、静止的。它们必须如此，整个组织方可凝为整体，才能不受占据任何职位的个人影响。此外，如果说其结构的设计目标是抵受各种事件的剧变，那么韦伯的金字塔拥有一种历史的共鸣。
俾斯麦寻求和德国工人建立的社会契约让韦伯感到震惊；这位宰相和他的阁僚承诺在社会系统中为每个人提供位子。金字塔结构使这个承诺能够实现：它使得企业能够用较低级的职位容纳更多的人，就像军队可以吸收更多的底层士兵那样。不难想象，这种结构可能因为社会融合而变得冗余——当今意大利和印度的官僚机构便是例证。俾斯麦坚决扩张各种机构的理由是和平——通过给予每个人位子来避免罢工。因而，臃肿机构的政治和社会目的不是效率，而是融合。
韦伯对民事机构的这种军事化感到敬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并非革命的朋友。而且他从金字塔里看出了某种社会公平：每个职位明确规定了拥有它的人必须具备什么才华和技能，以及他或她必须完成的职责；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科层组织是公开透明的。但他也为科层组织的稳定性和透明性所造成的人格后果而感到深深的不满。
在他*著名的作品《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末尾，这种遗憾跃然纸上。在这样的机构度过职业生涯的人生活在“铁笼”里。 或者换个比喻来说，在职能固定的组织中度日就像慢慢地爬上或者爬下某座房子里面的楼梯，可是这座房子不是你设计的；你生活在别人为你设计好的生活里面。在《新教伦理》中，韦伯专门解释了人们愿意这么做的原因：科层组织让人们学会了延迟满足。你不会去判断当前的行动对你有什么影响，而是学会了思考如果你现在服从命令将来会得到什么回报。正是在此处，军事的金字塔和民事的金字塔之间出现了鸿沟。
军国主义确实提供了立刻的满足——为祖国服务，以及和其他同僚的团结。然而，在韦伯看来，民事的科层组织所承诺的未来满足往往不会实现。他对这种沮丧的理解是错误的；已经学会了延迟的人通常不许他自己得到满足。许多野心勃勃的人都拥有这种*的情绪。无论得到什么，他们总觉得不够，他们不能单纯地享受当下；满足的延迟变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韦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为这种主观的冲动提供了制度的背景。攀爬科层组织的梯级可以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如果铁笼是监狱，那么它也可能变成心理的家园。
***
韦伯的金字塔在20世纪变成了一种结构的现实，统治着各种大型的组织；不过它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与韦伯设想的不尽相同。巨型的制造厂，比如通用汽车的柳溪汽车制造厂，变成了金字塔，整个生产过程集中在规模有小城镇那么大的单幢建筑里面：原材料从一个门运进，制造完毕的汽车从对面的门开出。这是协调、集中和专注的金字塔。在这些大型工厂和它们的工人之间，劳动分工*初是依照亚当•斯密的模式去推行的，弗里德里克•泰勒和其他效率专家想方设法对雇员的每次行动和每个时刻进行微观管理。这些将活人机械化的努力与韦伯的理论不谋而合，雇主和工会都尽力稳定和规范这些庞然大物的机构，甚至不惜以牺牲生产效率为代价。
福利机构也采纳了金字塔状的科层组织模式。在民主社会理论中，各种福利待遇，比如养老金和教育，被认为是普世的权利；在实践中，即使北欧和英国的福利系统也迫使它们的申领者站在科层组织工作人员的立场来考虑如何处理他们本身的需求。科层组织的规则首先和*重要的是服务于该科层组织；老年人、学生、失业者和病人*采取韦伯式科层职员的行为方式，而不是被当作是有独特生活历史的个体。福利系统关注的永远是机构的自我维持和稳定，而不是高效的福利分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学家决不会为20世纪的上半页被奉献给战争而感到吃惊，因为军队的组织恰恰变成了公民社会的模式。然而，如果我们以为“社会的军事化”制造了大批盲目、谦卑和温驯的工人或者福利申领者，那么我们就错误地理解了它。要是韦伯对军队生活有更多的实际经验，他将会明白这是为什么。
在军队中，命令经由指挥系统下达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将军发布指令，参谋开始将其翻译成实践，按照战场的情况对命令做出调整，然后就轮到中士、下士和普通士兵依据他们所处的环境来理解命令。所有人都服从命令，但同样地，所有人都解释命令。当命令被翻译成行动，关键词是“翻译”。军队的规模越大，就需要越多的解释。
民事的金字塔中也存在这种调整的情况，而且这种调整是导致泰勒之流的效率专家失败的原因。泰勒的时间－行动研究产生的结果类似于某个陆军元帅发布的令状，指明应该做的事情，以及做这些事情的方法。在实践中，在通过组织结构往下传达的过程中，所有这些指令都遭到了解释和讨价还价。孩童般天真的泰勒感到极其懊恼：他的指令——十分清晰，十分“科学”——在请他当顾问的企业中遭到曲解，变得乱糟糟的。现实让他大失所望。
这种解释性的调整内在于每个金字塔式的科层组织，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我在为《性格的腐蚀》做实地调查的时候，才会发现许多人并没有遭遇韦伯为民事的铁笼列出的那些心理问题。例如，1993年之前，IBM采用的是感召式的军队管理方式，该企业自我维护的结构当然会让它的工人产生身处铁笼的感觉。但在这些束缚之内，工人对他们接到的各种具体任务进行讨价还价，并解释不同部门之间的岗位变动对他们的个人意义。 社会分析家不应忽略这些细微的翻译。进行这些翻译使企业中的人能够感觉到他们自己的自主性；升迁与降职的机构叙事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故事。企业的情况与军队的情况如出一辙：对某个机构的不满能够与对该机构的强烈感情并存；一个人哪怕对某个组织感到普遍的不满，但只要拥有足够的空间，能够从他或她自己的位子来理解事情，就会对该组织产生难以割舍的感情。
在为《不平等时代的尊敬》做实地调查的时候，我发现对于那些在福利机构和金字塔式的科层组织中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人来说，这种既不满又不舍的感情表现得更加强烈。我曾访问一些芝加哥和伦敦的教师，他们工作的学校位于贫民区，条件简陋，体制僵化。我还访问过纽约那些在条件恶劣的公立医院上班的护士。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能够另攀高枝，却没有那么做。他们说他们在做的是有用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更具个人意义的，依然是这些细微的讨价还价和调整，它们体现了他们在机构中的个人地位。有个纽约的护士告诉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留在一个乏善可陈的公立医院，而不是去做能挣更多钱的临时护理工作。这两种护理方式都有用，但在医院里她“做出贡献”。
如果非要我亲自对这种俾斯麦为社会资本主义所设计、并得到韦伯的精彩分析的结构下结论的话，我想说它留给我们*的礼物是组织化的时间。所有社会关系都需要时间才能发展；个体对别人产生影响的生活叙事更是需要长久存在的机构。当然，野心勃勃的个体会浪费他们的生命去在这样的机构中谋取高职。但大多数成年人学会了如何驯服雄心的野兽；我们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飞黄腾达。铁笼围住了与他人共同生活的时间。此外，科层组织的各种结构使得人们能够拥有解释的权力，并在行动中体会到这样的权力，因而这些结构能够让个体觉得他们具有自主性。即使在运转不良的机构中，比如说美国的福利机构，那些从事公共服务的工作人员也依然相信他们能够做出贡献。这是幻觉吗？也许是吧，但缺了它，没有成年人能够继续原来的工作。
由于其起源带有军事色彩，铁笼形象所指的科层组织是为了抵御动乱而建立的。我们把科层组织等同于稳定和团结。然而这才是真正的幻觉。社会资本主义已经展现出脆弱的一面。它的科层组织结构在我们的时代遭到的挑战是俾斯麦和韦伯都始料未及的。
评论晒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