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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母亲 我的母亲姓曹，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农历七月十九日生于建湖县高作镇大墩村。她行三，待字闺中时，外公、外婆叫她三姑娘，嫁给我父亲后，叫她三铺(俗字，义同姑)，没有正式的名字。直到1946年土地改革时，母亲已43岁，儿孙满堂，因为土地证上需要有名字，我的大哥王荫这时担任高作区政府文教区员，正忙着搞“土改”，觉得母亲没有正式名字不合时宜，便给她起了个名字：曹效兰。
“效”是辈分，我的大舅曹效淦，二舅曹效云，老舅(即小舅)曹效庭。母亲有了自己的正式名字，她很高兴，但又觉得不习惯，不好意思。好在这个名字平时并不使用。
这里顺便提及，我的大嫂姓黄，也没有正式名字，也是“土改”时，我大哥给她起名黄立英。她的这个名字，有时倒还用得着，如后来成立农业社、人民公社，社员记工分，就用上这个名字了。大哥在晚年，倒常常当面叫她黄立英，这大概就是“与时俱进”吧。
其实，在我母亲、大嫂那一辈的农妇中，有很多人即使在“土改”后，仍然没有正式的名字，不过是张氏、李氏之类而已。她们默默地在土地上耕作，生儿育女，燃尽生命之灯的*后一滴油后，便像秋风吹走一片落叶，无声无息地消逝。
我的外公叫曹嘉坤，出身木匠世家。起码在方圆20里内，很多人都知道木匠曹家。
他手艺出众，但去世较早，大概在1922年。我在童年时，曾听母亲说过，她与我父亲成家后，外公曾来我家，母亲在村中小店买一个铜钱的红糖，放在焦屑(即焦麦面)里，用开水冲泡后，请外公吃，外公吃后**满意。这在当时乡村的贫苦人家，称得上是待客的上等茶点了。母亲说，外公的木匠活，不但能干粗活，并且挑大梁，如盖房上梁，架风车，造船上大捺(船两侧*关键的一根又粗又大的船板)，还会干细活，做八仙桌、木箱、梳妆台、马桶等。
外公死于嗝病，即食道癌。外公死后，能继承其优良手艺的是二舅、老舅。母亲曾告诉我，二舅14岁时，个子已经很高，但毕竟还是小把戏(小孩)面孔。有一次有家人家来外婆家，请大舅给他们支风车，大舅不行，二舅便自告奋勇去了。这家当家的见后，说：来这么个小木匠，能行吗?二舅自尊心很强，一听扭头就走，后经好言劝说，才留下干活。他身手矫健，技术精良，当天就把又高又大的风车支起来。当八面由蒲叶制成的帆，在风的吹动下，使风车不停地运转，牵动水槽里的木板，不断将河水运输到稻田里时，田家放起了鞭*，赞不*口，夸小木匠本事真大。从二舅的故事里，母亲使我懂得：人，从小就应当有志气，并有真本事。
岁月无声逐逝波。转眼间就已是1947年秋天。“土改”后，不少翻身农民家有余粮，便想经商，搞运输，于是造船成风。远的不说，与我村一河之隔的孙四爹，他的弟弟——我庄东头的孙五爹，都请了十几个木匠造船。
当时我在读小学，放学回家，便去看孙五爹家造船。木匠师傅有20多位，但我二舅、老舅，起了关键作用。我亲眼看到了上大捺的情景，二舅*后要把那块大的船板，使劲推向船体，满脸通红。在把麻丝与油灰用凿子塞进船缝时，需用斧头敲打凿枘，又是我二舅带头敲打，其他木匠师傅跟着敲，并随着他变换节奏，发出悦耳的声音，俨然是现代音乐中的打击乐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扣人心弦、催人奋进的木工乐章，随着二舅、老舅慈祥、亲切的面影，仍在我的眼前浮现，在我的耳畔回响。母亲一直要我像舅舅那样勤劳、有本事，我一直铭记着。尤其是老舅的善良、刚直，*影响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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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春瑜，江苏建湖人，一九三七年生于苏州。一九六二一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元明清史专业，获副博士学位，后在上海师范大学任讲师。一九七九年调 历史研究所。一九八八年晋升研究员。一九九二年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兼任宁波市廉政文化研究会顾问。 代表作：历史著作有《明请史散论》、《看了明朝就明白》、《明朝酒文化》、《交谊志》、《古今集》、《历史学概论》(合著)、《明朝宦官》(合著)、个明朝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合著)等；杂文、随笔有《土地庙随笔》、《老牛堂札记》、《续封神》、《铁线草》等十种．，主编有《明史论丛》、《中国反贪史》(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大型丛书《中国稀见史料丛刊》及杂文随笔丛书等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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