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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不是那谁谁，不然，我会大吼一声，报出他的名字，保准把厄运吓得一溜烟地跑到别人那里去。
在铁西区小五路的某间平房里，我爸爸趴在炕头哭，我妈妈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儿，他说：“去你妈妈那儿。”我爬到妈妈那儿，她说：“到你爸爸那儿去。”这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大概那天医生确诊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身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干山万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或者某乡村旅馆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他搜罗来的宝贵的全国粮票。我药没少吃，路没少走， 后回到家，视力终于还是 消失了。
记得爸爸 次跟我郑重地谈话，仿佛是对着我的未来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儿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儿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时，他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许晚生几十年，也能搞点儿艺术什么的。
20世纪70年代末，电视机像个飞碟似的，降临在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先是一家邻居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整个向阳大院的孩子们都炸开了锅，每日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户。这时我爸爸闪亮登场了。他骑上自行车，到沈阳的大西门电子零件市场买线路板、图纸，埋头钻研，终于有 ，“咣”的一声，我家的“原 ” 成功了。我家有电视机了，九寸的，是我爸爸装的，太骄傲了。
在工厂里，他也是把好手，车钳洗刨各种工种全能拿得起。后来，他被评定为八级工，大概相当于 技术工人的职称。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爸爸，以及工厂的噪声、冶炼厂的黑烟。那时，我开始读泰戈尔了，什么“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我们家门口，有一个下水道，再向前是个臭垃圾箱，紧接着还是个下水道。
爸爸每晚都要会见他的同事，讲车床、钢管，抽烟，喝酒，妈妈在外屋地（东北方言，对门厅兼厨房的称呼）炒花生米，我们要等着他们吃完才能上桌。而且，像很多爸爸一样，让全家人害怕他，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
所以，每个人的叛逆，都是从反抗爸爸们开始的。
我很记恨他打过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一下子把盖帘上刚包好的饺子踢翻了，我爸爸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就为了一点儿饺子而被打。爸爸也很反对我读书，有一回，妈妈带我去书店，买了将近二十元的世界名著，回家后，爸爸很不高兴，说花了这么多钱。有时候，我会偷偷地设想，如果只有妈妈，生活里没有爸爸，那该多么愉快。
不满的情绪和身量一样在长大。战争终究无可回避地爆发了。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上桌喝酒了。一次，亲戚来家，带了一瓶西凤酒，我喝得多了，躺在火炕上，内火、外火交相辉映，和爸爸一言不合，吵了起来，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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