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基本信息

丛书名

新辑中国古版画丛刊

书名

剑啸阁自订西楼梦传奇

作者/译者

（明）袁于令 著；董捷 主编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79616

CIP数据

Ⅰ.①剑…Ⅱ.①袁…Ⅲ.①版画-作品集-中国-明代 ②版画-绘画评论-中国-明代Ⅳ.①J227②J217

开本

(12)12开

页码/字数/纸张

324页/ 10千字/米黄胶版

装帧/包册数

平脊精装/ 16

定价

168

出版时间

2019-11

建议上架

艺术/版画

编辑（卖点）

唤醒沉睡于国内外图书馆古籍库里的版画原作与文献

一窥古人“书籍之为艺术”的堂奥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译者

——范景中作序

版画史作为一种专门史，既体现为总体历史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又因其特殊的性质，而处于多重历史问题的交集之中，近年来逐渐成为海内外艺术史、文化史研究中的热点。

“新辑中国古版画丛刊”旨在唤醒沉睡于国内外图书馆古籍库里的版画原作与文献，使平日难睹真容的善本珍刊化身千百，以利学者在细细品鉴、对比中发现深意，其目的非为猎奇，实出于补充、拓展版画史料之需。选入本“丛刊”的每种书皆依善本全帙还原，未做任何增删，希望能为版画史研究提供接近于真迹的图像和尽可能完整的文献，进而一窥古人“书籍之为艺术”的堂奥。

卖点：

→本书印刷精美，值得读者研究和收藏。

→本书意在将国内外图书馆古籍库里的版画原作与文献，以及平日难睹真容的善本珍刊化身千百，以利学者在细细品鉴、对比中发见深意。

→选编这部丛刊，一是为版画史研究提供接近于真迹的图像；二是为版画史研究提供尽可能完整的文献。

作者简介

 主编：董捷，2008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美术史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2017年晋升为教授。十余年来，随导师范景中先生研习中国古代艺术史、版画史，出版有《明清刊〈西厢记〉版画考析》《版画及其创造者：明末湖州刻书与版画创作》等专著，发表相关专业论文二十余篇。

作者：袁于令，是明末清初时期一名有影响力的戏曲家、小说家。他出身吴门仕宦世族，作有十部戏剧和一部长篇小说，流传下来的有传奇《西楼记》《金锁记》、杂剧《双莺传》及长篇小说《隋史遗文，其他的作品已经佚失。

内容简介

《剑啸阁自订西楼梦》的作者袁于令，是后期“吴江派”里声名卓著的一位，他和“临江派”的嫡子吴炳，从不同的方向实践了沈律汤词的“合则双美”。《剑啸阁自订西楼梦传奇》恰也是明末曲海词山、枣黄梨白中值得表而出之的几件名品之一。该刻本是上海图书馆藏明末剑啸阁刻本。卷题“剑啸阁自定义西楼梦传奇 幔亭峰歌者令昭”。半页九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黑鱼尾，单界栏，四周单边。版心镌“西楼梦”、卷次、页码。卷前有“题西楼记”，末署“眉道人陈继儒题于顽仙廔”，又有“西楼梦目录”。该刻本分上下二卷，凡四十出，在第四十出后，订入“剑啸”一篇，借胥长公之口以抒怀，当是重作下卷起的第二十一出，版心则易“西楼梦”为“西楼记”。卷前有版画八幅，其图乃是明末清初“山水园林”式版画的代表作，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艺术价值。

同类书比较

1.《古本戏曲丛刊二集之剑啸阁自订西楼梦传奇》，《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编，2016年10月。

读者定位

广大读者，艺术爱好者及版画爱好者

摘要

總 序

范景中

二年以來，中國的版畫史研究已然一派新的景象，既不像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重心都在通史的著述，也不像八九十年代着眼于地域的風格和小説、戲曲、佛教等分類的編纂。從廣度上看，文學史、宗教史、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乃至園林史都被納入視野。從精微上講，圍繞着一套版畫作博士論文者已屢見不鮮。辨别版本、記録刻工、檢索著録，這些文獻學的基本手段已成了版畫史研究的普通知識，而形式分析、圖像學之類的專業方法也開始發揮效用。

大約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高居翰先生希望我能編一本他的文選在中國出版。我欣然接受委托，一方面是感謝高先生的雅意；另一方面是想結束西方美術史學史和科學哲學的介紹，回到我想從事的中國繪畫史，也回到我心愛的書。後來，我很快意識到，大套明清文獻叢書的影印、圖冊和工具書的出版，尤其是拍賣會的風起雲湧，必定會形成一種合力，激發出新思想、新觀念和新的研究方法，以至使明清畫史的研究産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當然也包括明清版畫。因此我一直企盼着這一領域的燦爛前景。

具體到版畫而言，我們確實已産生了新的觀念，對版畫史有了新的看法，我們已重新論定了明萬曆以後的更高成就。例如，對套印本《閔刊西厢》《蘿軒變古箋譜》《十竹齋箋譜》的研究都有了新的進展，而對它們更爲深入的探討，也許能讓我們上追其前的《湖山勝概》及馮德堡先生收藏的《花營錦陣》《風流絶暢圖》等套印本，重新理出彩印版畫的脉絡譜系，梳理出它們的風格傳承和演變，從而得出風格變化的新理論，看出地域之間的風格傳播和互動，也許我們會認爲，套印本不是從徽州，而可能是從杭州向湖州、金陵等地擴散遷移的。

當然，此處不會低估，更不會排斥徽州一大批刻工的貢獻，衹是需要我們换用新的眼光他們刊刻的《方氏畫譜》和《程氏墨苑》，即使外行也能看出其精妙絶倫，而巨幅長卷《環翠堂園景圖》更是版畫的奇迹。至于他們刊刻的人物畫，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黄懷英刊刻的八卷本《古列女傳》，每卷一圖，其精微之處油然漾出一種難言的靜謐氣息。這種氣息我們還能從日本德山毛利家舊藏的《橘浦記》，甚至從一些影印本，例如陶湘的《明刻傳奇圖像十種》上領略一二。令人驚奇的是，這種氣息竟然是用鋼鐵的刻和堅硬的木板造就，的確不可思議。實際上，這就是我們給予繪畫赞美的﹃氣韵﹄，可它是如何達到的，似乎還很少研究。

這樣的成就讓我們想起繪畫，而這也正是自晚明以降，版畫製作與名畫家關係日益密切的重要篇章。除了對陳洪綬、蕭雲從等人已有較多研究之外，大概還有幾個方面值得我們關注：一是從明嘉靖以來不斷增多的畫譜。其實，研究畫譜的文章不能説少，但可惜令人拍案的未曾一見。在這方面還是日本學者走在前面。二是像《泛槎圖》《鴻雪因緣圖記》《悟香亭畫稿》之類可能衍生自《孔子聖迹圖》的行迹圖。這自然也包括皇家刊印的《萬壽盛典圖》。   這類版畫與繪畫的關係極爲密切，尤其在清代，它給文人的生活點染出了熠熠風采。三是清内府刊刻的版畫，包括《耕織圖》《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圓明園四十景圖》及各種銅版畫，以至于《古今圖書集成》那樣大規模的版畫，由此也可延伸到西洋風的版畫。這三個方面若從繪畫史的角度考慮，大概很能開拓我們的視野。

當然，更重要的是，研究畫史的人不會忘記沃爾夫林的教導：繪畫得益于繪畫的，要比得益于自然的還多。看看黄鳳池編輯的《唐詩畫譜》，或許能找到《十竹齋箋譜》的一些圖像來源，但也必須看到它取益于當時文人畫的方方面面。這樣説，當然也不會排斥其他的研究路徑，就視覺文化而言，福建刊刻的一些日常用書，其圖像引起印刷文化學者的興趣，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已在這類書籍中得到了法制史、教育史、經濟史、醫學史等方面的收穫。但美術史學者的任務依然是美術史，儘管他們可以旁騖，可手中的風格問題、趣味問題、藝術品質問題，其他領域的學者却很難幫得上忙。

以上主要説的是明清版畫，比較起來，唐宋版畫無疑更是重點。那些歲月的版畫到底存世多少，學者已經在進行調查。例如，邰惠莉《敦煌版畫叙録》已記録敦煌版畫一百零九種，二百三十五件，但也許還能增加。而我尤其關注佛經扉畫的研究。關于的扉畫傑作《金剛經》説法圖，長期以來缺乏有分量的論文。近年來，大英圖書館的吴芳思（Frances Wood）和馬克·巴納德（Mark Barnard）共同撰寫了《金剛經：世界上的印刷書籍的故事》（The Diamond Sutra: The Story of theWorld"s Earliest Dated Printed Book），給我們提供了不少相關資料，可作爲進一步研究的良好基礎。我也曾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在德國做過關于雷峰塔《寶篋印陀羅尼經》扉畫的報告，雖是用圖像學的方法解釋其畫面，但起因却是長久困擾我的一個問題：杭州從北宋時期起就是中國印刷文化的中心，何以在其初期開寶八年（975）由吴越王主持，刊印出的版畫品質竟然不堪一提，這究竟是衰落，還是突飛猛進的前兆，抑或僅僅是趣味一段有趣的插曲？我們不妨把它和咸平四年（1001）十一月杭州趙宗霸開雕本《大隋求陀羅尼神咒經》（蘇州博物館藏）比較，甚至和蘇州博物館收藏的另一部北宋端拱元年（988）刻印的《金光明經》四幅扉畫比較，或可找到些許答案。

《金光明經》的扉畫堪稱宋代佛經扉畫的高峰，似乎還没有對其深入研究的文章。我曾建議把它們和現藏于哈佛大學美術館的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刊刻的《御製秘藏詮》的四幅版畫放在一起探討。那是四幅極不平凡的以山水爲主的版畫傑作，羅越（Max Loehr）已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中國十世紀皇家版刻佛經注釋中的山水木刻版畫》（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From an Imperial Commentary tothe Tenth-Century Printed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一譯《中國十世紀所刻〈御製秘藏詮〉之木刻風景畫》） 中，以美術史家的眼光做過奠基性的研究，近年來臺灣學者又推進一步，但我認爲還有深入的可能。

如果把版畫再擴大一層，换言之，就書籍作爲藝術而言，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工作，但值得一爲的探索領域還極爲寬廣。順便舉一例，把箋譜集成書册而成爲格調高雅的《蘿軒變古箋譜》或《十竹齋箋譜》，這顯然已擺脱了實用的功能，但寫信用紙怎麽會成爲單純審美的對象？它們之前必有一段實用時期，而對實用時期的實存物以及箋紙與明代套簡的關係，尤其是它何以擺脱實用而完成一次趣味的飛躍，似乎還無人問津。

過去的一年裏，本書編者不斷帶給我版畫史研究領域的好消息：一些有遠見的出版社和出版家不約而同地留意版畫史著作，幾種底本、編排、印製都力求精良的研究型圖録將要陸續面世；在中國美術學院的版畫家的幫助下，兩次卓有成效的版畫史研討會得以舉辦，一項融合科研與教學的“工作坊”計劃行將啓動；中国美术学院与上海图书馆合办的“书籍之爲艺术”展览与研讨会，又將是一個版畫史學者貢獻智慧的琅嬛妙境。

不言而喻，書籍是文明的物質化。中國的文明，出地體現了人類的文明實質上是書籍的文明。版畫史家實際上也是文明的重要代言人之一。我的生活幾乎一天都離不開書籍，因此能欣賞年輕一代學人研究書籍的辛苦勞作成果，又看到通過高品質影印化身千百的珍籍善本，内心充滿了感謝，謹以此文表達一二。

二〇一八年十月

提 要

明末劍嘯閣刻本 二卷

上海圖書館藏

原版框高十九點九釐米，寬十四點六釐米

此書内封作“劍嘯閣綉梓西樓夢”，卷題“劍嘯閣自訂西樓夢傳奇 幔亭峰歌者令昭”。半頁九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黑魚尾，單界欄，四周單邊。版心鎸“西樓夢”、卷次、頁碼。卷前有“題西樓記”，末署“眉道人陳繼儒題于頑仙廔”，又有“西樓夢目録”。全書分上下二卷，凡四十齣，在第四十齣後，訂入“劍嘯”一篇，借胥長公之口以抒懷，當是重作下卷起的第二十一齣，版心則易“西樓夢”爲“西樓記”，字體也與二卷正文略有差异，當非同時刊成。

卷前有版畫八幅，雙面合頁連式，圖上題曲辭，計：

（一）銅芝金藕參差 星橋火樹縱横；（二）自將心事語梅花；

（三）忽聽鶯聲度短墻；（四）那堪回西樓遠烟樹模糊隔幾層；

（五）滿院秋花照泪妝；（六）溶溶春水浸梨花 寂寂横塘覆楊柳；

（七）緑樹迎風軟清波蘸霞淺；（八）飄然如挾楚雲游 重得話西樓。

《西樓夢》的作者袁于令，是後期“吴江派”裏聲名卓著的一位，他和“臨江派”的嫡子吴炳，從不同的方嚮實踐了沈律湯詞的“合則雙美”。此卷與粲花齋諸曲的版畫，恰也是明末曲海詞山、棗黄梨白中值得表而出之的幾件名品。袁于令的生平事迹，本已不彰，蓋由其鼎革之際，熱衷仕進，獻媚新朝，後又因﹃侵盗錢糧﹄的罪名被罷官，府縣志都回避爲他立傳；自孟心史作《西樓記傳奇考》，與袁氏有關的文獻，漸得戲曲史界注意，徐朔方、陸萼庭、鄧長風、李復波諸家考證甚詳，家世、仕歷、卒年等，逐一廓清。

有一個問題，却始終留有争議，即袁于令以﹃劍嘯閣﹄名義刊刻戲曲、小説，究竟始于明末，還是遲至清初，此點關乎幾件重要版畫作品的時代界定，進而會影響我們對清初版畫風格及繪刻能力的判斷，不能不慎重辨析之。

《古本戲曲叢刊》認定《劍嘯閣自訂西樓夢傳奇》是明刊本，并未作爲問題提出。袁氏的《劍嘯閣批評秘本隋史遺文》有崇禎癸酉（1633）自序，徐朔方先生的《袁于令年譜》據此係該條于崇禎六年（1633）；趙林平更從天啓七年（1627）序刻本《太霞新奏》中發現了題署“劍嘯閣”的評語，足見明末已有“劍嘯閣”之室名。但有另一種觀點，認爲“劍嘯閣”之名出于順治甚至康熙年間，“劍嘯閣”刊刻戲曲、小説，全在入清多年之後。常見的理由是，《西樓夢》所附“劍嘯”一齣，劇中人胥表自稱“曾爲一州之長”且“落魄吴門十載餘”，當是袁于令入清罷官後的慨嘆，“劍嘯閣”由此得名；又有人仔細推敲《隋史遺文》關于羅士信屠城的描寫，認爲是作者以降清漢員身份，對多鐸在江南大開殺戒“愛恨交加”複雜心理的曲折反映。這兩種“新考”，“聰明”地將文學情節現實化，較之過去以文獻爲證據的“笨辦法”，孰優孰劣，讀者自可判斷。殊不知“劍嘯”新篇，實是由萬曆年間原本“俠概”一齣改成，那時袁大郎遠未出仕，胥長公却已自謂“少年曾爲州牧”；《隋史遺文》第三十九回開篇便是“我朝陳眉公道”，莫非也是清朝人口吻？

我們若把版畫也引入討論，可以把這個問題説得更清楚一些。有一部《丹桂記》，打出“陳眉公先生批評”的旗號，字體、行款等都與師儉堂“鼎鎸”系列十分相似，卷作“柘浦敷莊徐肅穎删潤 富沙敬韋蕭鳴盛校閲”。這種題款，還見于另外幾種曲本，都是以“删潤”名義翻刻他人傳奇，蕭鳴盛則是師儉堂本的“常客”，《西厢記》《綉襦記》等書皆由他出名作校。可見這部《丹桂記》是蕭鳴盛沿着師儉堂蕭騰鴻的路子，花様翻新、繼續刻書的産物。此卷版畫風格也與師儉堂諸本一脉相承，有幾幅繪刻，神采、工甚至有所超越，畫面款署的“（蔡）冲寰”、“（劉）素明”、“（陳）鳳洲”，也是師儉堂合作之老人，不會有人認爲這些作品的産生有可能遲至順治中後期。這部《丹桂記》僅將周朝俊的《紅梅記》稍加竄改，關目曲白一仍其舊，唯第十七齣“鬼辯”不同于原稿，而以一改本代之。此改本却也并非原創，當襲自《玉茗堂批評紅梅記》較晚印本上卷末所附“劍嘯閣新改紅梅記第十七折”。我所見《紅梅記》，上圖藏本較初印，尚無此附録，國圖、浙圖所藏已訂入。既然《丹桂記》刊刻不晚于明末，則“劍嘯閣新改紅梅記”行市的時間衹可能更早，由此，“凡以劍嘯閣之名刊刻的戲曲小説都應出自清初”的説法，就全然站不住脚了。

，回到《劍嘯閣自訂西樓夢傳奇》，觀其圖，那也絶然是明末“山水園林”式版畫的代表作，較之容與堂諸曲，更見繁難；對比師儉堂各本，自覺清幽；若與《西園記》《情郵傳奇》同置一案，則以氣象闊大勝場。畫中人憑欄遠眺、倚樹沉吟處，頗能讀出幾分《吴騷》《彩筆》的神韵。黄裳先生説：“清初的版畫并非不精工，製作方法繼承的也是傳統，但風格、面貌却是不同了。有經驗的人很容易看出兩者的區别。”我們在與”劍嘯閣“有關的《西樓夢》《丹桂記》《紅梅記》版畫中，讀到的都是無疑義的明末氣息。多數情況下，我們是利用文獻來討論版畫的問題，不過有時候版畫所包含的圖像信息，却也能反過來幫助我們鑒定版本，貢獻于史學研究，這里關于“劍嘯閣”的討論便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