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十多位中国一流民营企业家组成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出访世界，外媒评价：透过这群民营企业家，他们看到了更真实的中国，看到了更可持续的中国商业未来。
作者作为全程跟随采访的记者，以朋友的视角、零距离的贴身观察，真实地描述了这群“可能是中国最挑剔、最多事、最难伺候、最难被满足”的商业明星极为生活化的私人一面：柳传志骨子里的不迟到和对别人迟到的零容忍作风；马云对日本啤酒称赞有加，吃起薯片来津津有味；王石在纽约因跟出租车司机讲不清楚自己要去哪儿而被轰下车……
但这并非商业明星们旅程的全部。他们考察国外著名的经济研究中心和企业，畅谈投资，研习管理，探讨如何抢占国际市场……他们骄傲于自己在商业领域中取得的成绩，他们还在思考于商业之外应该做什么，能够怎么做。
前言与商业为伍
Chapter 1 美国，现在开始更关心世界
我们是谁
到硅谷去
团长柳传志
正是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
与田溯宁聊乔布斯
Chapter 2 日本，马云说，我们还年轻
孙正义与谷川俊太郎
和马云共进晚餐
去做事和作出改变
真正的明星
给马云的信
Chapter 3 冰岛，从诗歌到商业
黄怒波在冰岛
海外的诱惑
不陌生的麻烦
资源与布局
不能做家门口的汉子
Chapter 4 英国，老的、贵的和酷的
造访“帝国”
古德伍德庄园
从劳斯莱斯到剑桥大学
李约瑟与卡梅伦
老的与酷的
胡葆森的忧郁笑话
中国商人的表演时刻
好的开幕式？坏的开幕式？
Chapter 5 创新机器与死魂灵
轰鸣的创新机器
衰落的死魂灵
后记
第一章 美国，现在开始更关心世界
去美国的旅行是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一起。为期最长，也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历次活动中出席理事最多的一次。
回来之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刘东华问我的感受。我说：复杂与简单。东岸沉重而复杂，西岸简单而富有激情。
当时是2011年的秋冬时节。美国经济正在缓慢复苏，欧洲经济还岌岌可危，总统选战也要渐渐进入高潮。于是，在纽约和华盛顿，见到的政商精英们，无不忧心忡忡谈论美国经济，谈论拯救欧洲，谈论中美关系。
一个个出场见我们的人都分量十足。我们见了几个前任国务卿，见了摩根大通的吉米·戴蒙等重要公司的CEO，见了智囊机构的领袖人物，如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布鲁斯金学会的鲁宾和桑顿。个个黑色西装，人人紧缩眉头，气氛颇为沉重。
一到硅谷，形势却完全转换，让人感慨硅谷真不愧是一个创新机器。我们碰到的所有人，都在谈论创新、谈论通过创新改变世界、谈论发现下一个改变世界的机会。当然，也会谈论通过创新赚大钱。在硅谷的四季酒店见到的创业者和投资者，在谷歌和FACEBOOK见到的互联网巨头，人人身上都洋溢着一个国家、一个公司和一个人在青春时所特有的活力。
对我自己影响最深的那些片段也发生在硅谷。一个时刻是在FACEBOOK的办公室，在马克·扎克伯格出来见我们之前。一位在FACEBOOK工作的华人用中文向我们介绍FACEBOOK的文化，其中有一句话是：如果你不害怕，你会做些什么。这句话瞬间就击中了我。妨碍一个人去做真正喜欢做的事情的原因，不就是恐惧吗？但是如果你不恐惧，你又会做什么，会做怎样的选择？真是个好问题。
另一个时刻是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同我一起旅行的商业明星们觥筹交错、谈笑风生。没有烦恼，四壁挂着昂贵的艺术品，桌上是饮不尽的酒。世界仿佛从未如此迷人过。你正身处一个财富平均值可能全球最高的房间内。
我和我一直很尊敬的朋友田溯宁碰杯饮酒。这时候，他将我拉到一旁，对我说：李翔，你应该知道你最适合做的事情是什么。千万不要被这样的场景所迷惑，然后放弃了你所喜欢做的事情。他担心我受到财富的蛊惑而放弃写作。当时我内心深为感动，同时，又觉得笼罩在个人未来之上的雾气又被他的话吹散了很多，在那一瞬间变得清晰。
还有一个意外。这个意外发生在从美国回来之后。我自己甚至都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在微博上却因为几句话激起了轩然大波，为柳传志先生带来了不少麻烦。微博传播时，有好事者将我的采访中柳传志反对革命、主张改革的一段话浓缩为两个短语，将柳传志的话理解为柳传志反对民主等普世价值观。不上微博的柳传志因此遭到了很多网友的攻击。随后，还有不少传统媒体对之做出报道。更为荒谬的是，还有网站设置了一个投票的选项，让网民选择，你是赞同一人一票是公民的神圣权利，还是赞同柳传志说的我们不能一人一票。
虽然无法同柳传志先生受到的攻击相比，但这个意外也带给我个人一些困扰。作为一名记录者，我当然希望我的采访对象能够很诚恳地展示自己；但是作为一名理智和清醒的人，我有时候会忍不住想要建议他们，还是好好地隐藏自己和自己的观点吧。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跟你讲道理的时代。那些你真心对其好的人，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你。因此，先保护好自己再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们是谁
我在11月初到美国进行了一次旅行。当然，本来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现如今我们大多数人每年都要进行许多次这样的旅行，拍照、购物和大吃大喝，如果不是因为跟我一起旅行的大都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人与企业家，而旅行的内容又不外乎是同诸如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前财长罗伯特·鲁宾和布鲁斯金学会的主席约翰·桑顿这样的人开早餐会，或者同摩根大通的吉米·戴蒙以及FACEBOOK的CEO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炙手可热的家伙们聊天。
旅行的组织者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因此，这个旅行团的全称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现在请允许我引用前驻法大使和前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建民的话来介绍他们：
“这个俱乐部有所不同。它的理事成员包括了中国过去二十年最好的民营企业家。到今天为止，中国民营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中国CDP的一半，它们贡献了80%的就业，而只占用了30%的资源。在座的这些人无时无刻不在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做出努力……他们不仅关心自己公司的利润，也关心地球与社会。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在美国求学。汪潮涌当年怀揣30美元来到纽约，如今他是中国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他实现了自己的中国梦，这和美国梦并无不同。”
这是吴建民11月8日在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早餐会上演讲时说的。在当时，他可能是感觉到了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鲁宾隐约之间的冷淡。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曾经担任过高盛的联席主席，也曾经出任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在财政部长的任期内，正是他和拉里·萨默斯、艾伦·格林斯潘一起主持了对墨西哥行将破产的经济的援助，因而被《时代》杂志冠以“拯救世界小组”的雅号。在简短的欢迎词中鲁宾似乎仅仅是在强调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重要性，“我们会帮助华盛顿做政策制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很有影响力”，并且动员来访的企业家们成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一个新项目的赞助者，“1967年我们开始了一个访问学者项目，将美国的年轻外交官送到海外国家学习和了解当地情况。我们在亚洲的印度和韩国已经有了项目，并计划在中国也设立这样一个项目。因此，大家如果有兴趣赞助，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总体而言，他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相较于鲁宾的淡漠，吴建民，这位一贯温文尔雅的前外交官突然表现出一种外交辩论时的激烈。在做完重要性的陈述之后，接下来他所提到的问题几乎贯穿了此后每一次在东岸的讨论：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与国际化问题、美国大选中的中美关系问题、中国企业家到美国投资时所受的待遇问题，间或还会涉及到欧债危机以及中国是否应该参加对欧债国家的救援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或许并不让人惊讶，鲁宾的建议是：“我希望中国能够找到参与的方式。如果我是中国政府，我会以像美国在1995年和1998年墨西哥与亚洲经济危机时那样，找到合适的援助方式去帮助欧洲。”
人民币、中美关系、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所有这些问题就像挥之不去的飞蝇一样，徘徊在每一次有政治家和前政要、学者与智囊、东岸投资精英与金融精英参与的会面中。每一次的会面，美国精英们都重复着自己的担心。他们担心美国经济复苏速度的缓慢，担心没有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担心中国的人民币币值让中国持续保持低价的竞争力而让就业机会持续转移，担心美国大选中的两党分歧。中国的精英们有些抱有一种隔岸观火的洞察心态，有些则忧心忡忡地担忧这种美国的焦虑会影响到隔岸的中国。他们之间不能说毫无隔阂，尽管他们也能达成共识，但是各自的思维习惯还是习惯于让他们用各自以为公正的态度在谈论对方或许不能接受的观点。
中国驻联合国全权大使李保东可以作为一个中国观察者的典范，而且我相信他的很多观点非常能为中国人接受。“大选期间，政治家们将很多问题都推向了中国。这让我们必需向世界去说明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他举出一个更容易让到他的官邸拜访的企业家们理解的例子，“就好像一个公司经营得不好，不能归罪于另外一家公司一样，美国的经济增长缓慢，也不能归罪于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自己的经营出了问题。”
他的很多观点为中国精英们认可。他不断在问的问题是，中国得到的制造业，“是我们自己争取过来的，还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卸包袱？”在这位外交官看来，那是因为“西方要发展‘新经济’，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现在凡是出现危机的国家，当时都有这种想法。美国经济现在在缓慢地复苏，但是就业状况却没有改善，原因正是制造业越来越少了。没有了制造业，就像人没有了脊梁一样。虽然你的血液比如金融业什么的都在，但仍然是不健康的。”
柳传志在国内时，绝少谈论自己对与商业无关的议题的看法。而在美国，作为这个有35个企业家团员的代表团的团长，他却必需不断地传递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身为中国最为全球化的公司之一——联想集团的创始人，柳传志当然也有资格做出这样的议论。而且，一贯推崇“低头种地、抬头看天”的企业运营思维的柳传志其实在平常就很注意去了解外部大环境的变迁——当联想集团作为一家中国公司时，他必须去注意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的变化；而当联想集团因为并购IBM的PC业务成为一家国际公司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任职联想集团董事会主席的柳传志，也必然会去关心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柳传志谈到，当他出差到联想在欧洲各国的分公司时，都会约一些当地的年长雇员聊天，向他们询问所在国家的经济情况和他们对政府经济政策的看法。他通过这种方法来获取对时下陷入困境的欧洲各国的讯息与观念。他的感觉是，欧洲国家“并没有做好迎接经济变化的系统性准备。”正像大多数观察家共同认为的那样，他看到中国经济和印度经济的发展已经在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以及全球的产业分工，但是，“我没觉得它们（那些欧洲国家）对此有系统性的想法”。这些欧洲的老贵族们仍然生活在二十世纪。它们可能勉强接受了美国的崛起，甚至日本的强盛，它们也成功地让自己适应了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却迅速地再次变成了“旧世界”——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欧洲的美丽世界一样，新兴市场的崛起再次改变了世界，虽然它的深刻程度尚且有待验证。
尽管在国内同中欧商学院教授座谈时发表的观点在微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柳传志并不打算修正自己的观点，即欧洲国家的过度福利是一个大问题——他还为此愤愤不平，认为自己说的本没有错，却不仅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与思考，连商学院的教授也与之辩论。他认为这有些匪夷所思：“希腊还要通过公投来全民赖账，这还了得？”
虽然柳传志认为，在应对世界迅速变化时，美国政府要比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更有“系统性思维”，但是他认为美国经济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成本过高。而这会给美国政治家们想要迫切解决的就业问题带来难度。他反复讲的一个故事是联想集团并购IBM的PC部门之后的例子。他说，如果联想不收购IBM的PC部门，这个部门在美国的3000多名员工可能就“散了”。收购之后，联想做了一部分裁员。但是柳传志说，“说实话，我们如果进一步裁员，还可以再压低成本。”“这些雇员中一个普通白领的工资是其在中国的同事的6倍；蓝领工人的工资差距要更大。联想集团在并购之后，本来可以继续裁员以压缩成本。但是联想集团没有这样做，因为公司可以找到其他节约成本的方式。而且因为联想集团业绩的高涨，公司还给这些雇员都涨了工资。”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柳传志补充道：“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中国其他公司也这么做。因此，你们的人力成本是一个大问题。你们必须考虑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美国精英们在解决自己高昂的人力雇佣成本方面无所作为，仍然希望通过对中国和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限制，把就业保留在美国，那么，“这就好像两个赛跑选手在各自的跑道上向前冲刺。大家都应该做的是努力跑得更快一些。但是，如果一名选手自己停了下来，还想办法阻挠另一名选手向前冲，那这就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他所指的阻挠，是指无处不在人民币汇率议题。
这个故事已经被讲述了很多遍。去年当他被布鲁斯金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推荐给奥巴马总统接见时讲了一遍，如今在美国他又无数次地重复了这个故事。他给前国务卿鲍威尔将军讲过，给新任的美国商务部部长约翰·布莱森和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也讲过。而无一例外的，这个故事都能让再雄辩的对手也一时之间哑口无言。这让67岁的柳传志从中得到了孩童般的快乐。当我们结束一次家庭拜访，去中国餐馆吃由重庆人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买单的重庆菜时，他得意洋洋，不断重复着自己的这个比喻，“你自己应该想办法跑得快，而不能老是琢磨怎么让别人慢下来。”
正像柳传志不断用联想集团自身的例子来说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过高一样，前外交官吴建民不断强调的是应该关注“正确的议题”。在吴建民看来，眼下我们反复争论的话题如人民币汇率等，全都是错失了方向的不正确的议题。何谓正确的议题，“美国现在需要的是就业，而只有投资才能创造就业机会；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则需要合理的投资渠道，而不仅仅是购买美国国债。因此，美国需要投资，而中国持有的资金也需要合理投向”。“我们的这些企业家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到美国投资”，但是美国却没有做好准备来欢迎这些投资。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布鲁斯金学会、在同美国新任商务部长布莱森会面时，吴建民不断重复着自己的这个论断。这个论断基本总是能得到中国在纽约、华盛顿的外交官的认可，甚至包括鲍勃·鲁宾、约翰·桑顿和鲍威尔在内的美国精英人士也认为这个论点有其合理性。他们甚至能够给出合理的与可操作的建议，比如建议有意愿的中国公司可以先寻求州一级的政府的支持，因为州一级的政府会更加需要投资来解决当地的就业，而不必纠缠于华盛顿的政策；再比如，建议中国公司可以参与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政治就是政治。而机敏的人如鲁宾和商务部长布莱森，还会当场提出，这种对于外来投资的优惠待遇，必然是双向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提到中国政府在对待外商投资方面的微妙的态度变化。
当爱国者的董事长冯军再次用他的中国员工签证问题来向副国务卿霍马茨提问时，霍马茨非常亲切地回应道，一方面包括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在内的美国政治家已经在积极地寻求签证的解决方案，骆家辉甚至已经发表了公开言论，会将中国公民获得赴美签证的难易问题作为衡量大使任期的一个指标；另一方面，他很轻易地重新将球踢到了这些中国知名商界人士的脚下：由于外交对等协议，中国政府对美国在华人士的最长签证是一年时间，因此美方也必须如此。
即便这些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国际化，在出关时他们护照上的签证记录已经让边境官员不需要再多加询问，或者他们的公司已经在纽约上市，拥有美国合作伙伴，毫无疑问他们也无能摆脱中国思维的惯性。其中一位团员对鲁宾言及，他认为美国媒体在中美关系目前的紧张气氛中扮演着不好的作用，“媒体没有去关注那些好的和正面的信息，比如联想集团在美国创造了3000个左右的就业机会，却总是盯着人民币汇率、贸易摩擦以及其他对中国不利的新闻”。尖刻的鲁宾果不其然抓住这个机会就开始反击：“对不起，在我几十年的商业和政治生涯中，我还从来不知道该如何让媒体多去报道那些正面消息。如果你有办法，我倒真的是需要向你们学习。”
媒体是他们在面对世界时的窗口，但却也是让他们感到头疼的麻烦。他们或许还没有习惯突然面对真正挑剔与刻薄的“无冕之王”。在纽约与华盛顿，柳传志三次提到了黄怒波在冰岛购地所引发的风波，“这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商业行为，却在最初被媒体报道成为一个政治事件，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
后来在我们单独交谈时，柳传志回忆起1997年他第一次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情况，“那真是一副老帝国主义者的嘴脸。”《纽约时报》的记者进到柳传志的办公室，将两条腿翘在桌子上，对中国最著名也最有威信的企业家进行访问。这让后者颇为恼火，“于是我也把腿翘了起来。”回忆完往事，智者表达了自己的困惑：“美国媒体的负责人本身，都不是对中国很有好感。说实话，我觉得主要还是不了解……媒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往不好的一面说。”
风波的主角黄怒波反倒是特别镇定。他在布鲁斯金学会的演讲中并没有提到自己所遭遇的风波，而仅仅是在歌颂完企业家精神，并表达过对中国与美国经济前景的乐观看法之后，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合作愿望很强，但是世界对中国企业与企业家有误读。”因此，“我们需要双方有更深层次的互相认识。国际化也是平等的国际化，西方国家也应该以国际化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公司。”冰岛购地媒体风暴的始作俑者《金融时报》还请他去参加报纸的一个活动，为此他还推迟了自己的赴美行程。尽管这最终可能搞砸了一笔交易，但黄怒波却已经把这家媒体视作误解消除之后的朋友。
让这些已经在中国大陆举足轻重的企业家们苦恼的是，对于外部世界而言，他们仍然面目模糊，“对于大家而言，我是谁已经很清楚，但是我们是谁却并不清楚”。包括柳传志在内的中国企业家们在内心仍然明白，当他们出现在西方世界中时，如果没有事先的沟通与准备，对方往往很难分辨清楚他们和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何区别。他们知道当西方人想起中国公司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凭借着政府资源与政策支持而显得所向披靡的大型国有公司。中国商业力量的典型面孔可能仍然是中投的楼继伟——中投公司在金融危机中显得格外活跃，而不是联想的柳传志。这让他们仍然会被视为来自红色中国的公司，背后站立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而非像西方公司那样是由一个有自己个性的人所创，完全凭借企业家精神与市场规则胜出。而且，中国和美国之间起伏的外交关系有时也会让他们的商业行为变成筹码。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正是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被商务部拒绝批准之案。因此，在见新任的商务部长、同样是商界出身的约翰·布莱森时，柳传志对布莱森说，希望美国政府在对待中国公司时，能够只看单个公司的情况，即这个公司是否足够优秀，是否符合在美国收购或投资的要求，而不要考虑当时整体的中国形象在美国的情况。张维迎此前曾说过，对于这些民营企业家们而言，当他们在向外走到海外并购和投资时，还有一个障碍可能是中国的国家形象。这种情况已经真实的被感知到了。
当他们启程前往美国时，他们从要客通道走向国航的飞机，无需像大多数人那样排队走过哪怕是头等舱的安检通道。他们用以年计算的不等时间赢得了在中国大陆的财富、尊重与认可。尽管作为单独的个体，他们可能同包括美国与欧洲有无数的关联。他们有子女在海外读最好的大学，他们在某个繁华和环境优美的城市拥有房产，他们的护照可以让他们轻松入境。但是当他们试图在外部世界扩展自己的雄心时，却发现外部世界对他们的认知模糊而警惕。因此，当他们以企业家的身份在面对一个对他们全然陌生的世界时，他们也开始发现，从现在开始必须关心世界，让世界了解自己了。也许，这只是一个开端。
到硅谷去
我行我素的极客与怪杰们
对于这群在中国大陆出类拔萃的商人们而言，硅谷是简单，是傲慢，是热情，也是惊奇。它交织着或许从未有过的冷遇、从未感受过的热情与简单，以及他们从未对某个具体人物表现出过的好奇。
硅谷最热门的三家公司，一为谷歌，一为FACEBOOK，一为苹果。三家之中我们拜访了两家。在这个代表团访问美国之前的长长准备期内，其日程上赫然列着一项苹果公司CEO乔布斯主题午餐会的日程。它给人暗示或许那个最为傲慢也最为传奇的超级明星史蒂夫·乔布斯也会出现在访美的日程中——毕竟，我们可是代表着全世界最炙手可热和第二庞大经济体的GDP4％啊！随后，这项日程先是被更改为同苹果公司前CEO乔布斯主题午餐会，后来当乔布斯逝去的消息传来时，它也悄无声息消失在最终的日程中。
这只是失望的开始。11月15日早上对谷歌“校园”的访问也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失落。之前所有人的预期是，这家搜索引擎巨头的创始人和现任CEO拉里·佩奇将会露面，甚至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前任CEO艾瑞克·施密特也会发表一个讲话。但是最终扮演接待角色的只有谷歌公关部的一位男士和一位谷歌地图项目的女性工作人员。就是由他们带领这些中国大陆可能是最杰出的商业精英们去参观谷歌那著名的办公环境：入口处挂着的维京航天飞船、一面全是液晶屏的著名的合影墙（由谷歌一位华裔员工和所有到访谷歌的知名人士的合影组成，其中包括奥巴马、LADYGAGA和达赖喇嘛）、开放的食堂、免费的随时可以取用的饮品、零食与水果、随处摆放的沙发、游戏机以及可以用来让你隐秘地打盹的奇特休息装置。
对谷歌而言，这已经是一项例外和特殊招待，因为他们从未接待过超过15人的访问。但对于这些专程到访且一路受到最高接待（摩根大通的CEO吉米·戴蒙为了来见这些客户和潜在的客户们，甚至调整了自己早在半年前就定下的日程）的商业精英们而言，却深觉自己被怠慢。
他们感情复杂地参观完谷歌大楼，然后在摆满雕塑（其中包括一些最著名的深海探险者塑像以及智能手机使用者已不陌生的安卓机器人雕像）的园区中匆匆走了一圈，就结束了这次公司拜访。牛根生在回来的车上抱怨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来了，他们连一个像样的人都没有出现。”牛根生已经出售了自己创立的公司蒙牛，如今是一名大自然保护协会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在前几天，他还和包括曹德旺在内的一些知名的慈善商人被邀请到洛克菲勒家族做客和短住。
汪潮涌拿过车载的麦克风，解释说其实谷歌一直对中国很冷淡。他回忆说，当2004年他的PE公司信中利和谷歌一起合作收购部分百度股份时，谷歌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曾经到北京去拜访百度。在一次约定的会面中，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带领着公司的所有高管在公司等候鼎鼎大名的谷歌神奇小子的到来，而据称布林则在清华东门外的广场玩上了滑板，以至于足足迟到了一个小时。这个著名的误会在后来也被媒体描述过。最终布林等人到达百度时，正赶上中国的国庆节，空荡荡的办公室让谷歌的创始人认为这是这家中国公司在故意隐瞒自己的工程师团队。布林还用在清华东门玩滑板时的同样的漫不经心，问李彦宏，百度的标志是否是小狗的爪子。李彦宏不悦地回答说，它是熊爪。
面对谷歌让人赞叹的办公环境，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反应也有着五味杂陈般的奇特。虽然这些以新型公司闻名的互联网企业早就在办公环境方面有着和工业时代的公司迥然不同的特征，但真正目睹时，还是会让人感到落差与惊奇。有人赞叹说，这里简直是社会主义。还有人担心这会不会招来无穷无尽的拜访者，他们会涌入谷歌的办公室，享用谷歌免费无限量供应的食品和饮料。另一位制造业大亨则若有所思：“这些只是表象，千万别去学，谁学谁倒霉。”
这是硅谷的傲慢。无论你认为自己多么重要，那些极客与怪杰们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与自己的节奏来行事。我们在无数关于谷歌或者关于苹果的书与报道中都能看到这点。这些古怪的亿万富翁们我行我素。但这种傲慢却也让他们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因为这种傲慢本身就是对流行已久的“势利”的一种反击。
马克·扎克博格现身
惊喜则来自于马克·扎克博格。或许直到11月16日出发去FACEBOOK访问之前，这位硅谷最让人好奇的CEO仍然没有决定，自己是否会在公司同这些从遥远的中国到访的企业大亨们会面。为了安排这次旅行，宽带资本的田溯宁曾经请他们共同的朋友邓文迪给马克·扎克博格写过邮件。而很显然，这些人中跟马克·扎克博格最为熟悉的是新浪网的CEO曹国伟。因为推出和运营一款介于FACEBOOK和TWITTER之间的产品——新浪微博，曹国伟正在成为中国当下最耀眼的商业明星之一。扎克博格在2010年到中国的旅行中曾经访问过新浪网在北四环的办公室。当时他对中国几大互联网公司的访问（新浪、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被视为他想要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让FACEBOOK进入中国大陆的征兆。他是硅谷最大的传奇史蒂夫·乔布斯的朋友，也被视作他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上的接班人。而且，刚刚传出的消息是，他希望在2012年将FACEBOOK公开上市。
在FACEBOOK南加州大街1601号的办公室，我们才表现的像个真正的旅行团。每个人都要在它入口处有FACEBOOK标识的公司前台留影。它办公室的每一张招贴画和每一句话都能引起注意，似乎这些细节中都蕴藏着它神奇魔力的密码。我们吃惊地看着他们那著名的文化：如果你不害怕你会做什么；快速行动打破局面；让失败来得更猛烈一些。我们还注意到他们推崇的平等和开放文化：即便是扎克博格本人，也是和所有的工程师们坐在一起，会议室的墙壁是三面玻璃，让它看上去不像是搞密谋的地方。这个新生巨人的办公室自然没有谷歌的办公室那样大面积和“气派”，但却散发着同样的气质：简洁、轻松，就像大学。
同它们相比，在硅谷拜访的另一外一家公司则是迥然不同。甲骨文拥有气派的在阳光下闪耀光芒的连体大楼，立在硅谷的入口处，像一个炫耀着自己的富有的贵妇。相形之下谷歌与FACEBOOK更像一个姿态轻松并且信心十足的年轻人。甲骨文的姿态是这些中国商业精英们最为熟悉的：气派的总部大楼、宽阔的会议室、西装革履的副总裁和环绕会议室一圈的看上去就质量不错的会议桌。而谷歌与FACEBOOK则拥有新生代的打破窠臼的布置与设计。后来，再看到甲骨文办公楼照片时，有人撇撇嘴说：“这不就是望京吗？”
当扎克博格出现时，那情境就像是一个明星受到理智的粉丝的欢迎。这些欢迎者的年龄普遍长于他，其中有些人正是他父辈的年纪；他们也在各自的商业领域赢得了相当的成就与尊重。但是，这些都没有妨碍他们像孩子那样迸发出对这位硅谷金童最幼稚也最基本的好奇心：你为什么要学中文；电影《社交网络》中的你和真实的你有何一致又有何不同；你去过中国几次；你的公司打算进入中国市场吗……
扎克博格，他像所有传说中的场景那样，穿着一件无领短袖体恤衫，淡黄色的短发紧贴额头，笑起来像个孩童，而他也用孩童般的方式来对待这次会面。他主动要求讲中文。对他而言，他只是将自己每周的例行中文课改到今天而已。在讲这门陌生的语言时，他语速缓慢，而且展示了超于常人的好脾气。有时候他只是在笑，让你不明白他有没有听懂你的问题。他的那些显赫的粉丝们则纷纷举起相机、iPhone或者手上有的任何具备拍照、录像功能的设备对准这位金童狂轰滥炸。
更大的冲击来自于更多的了解。马克·扎克博格像个漫不经心的孩子，自己还在展露好奇心。更多的硅谷的简单与热情是通过同更焦虑的投资者和更不起眼的创业者的接触显现出来的。
风投大亨维诺德·科斯拉
东岸的精英们在谈论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汇率、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和两党之间历史性的分歧、以及缓慢的经济复苏；而在硅谷，人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创新。纽约和华盛顿弥漫着阵阵悲观的气息，在帕洛阿尔托感受到的却是热情的金钱的气息。在这里才能看到美国那架庞大的创新机器，不但没有受到灰暗的经济形势和政治辩论的影响，而且仍然在日夜不停地轰鸣作响。当你遇到维诺德·科斯拉（VinodKhosla）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在硅谷的四季酒店，宽带资本的田溯宁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问美国的企业家们张罗了一场观摩硅谷运行之道的小活动。他邀请了一名刚刚以2亿美元价格出售掉自己创办的公司cloud的华人创业者LiangSheng、一名早期创业投资人Robet Nelsen、提出了摩尔定律的加州理工大学教授 CarverMead，以及已经成为风险投资界传奇人物的维诺德·科斯拉。而坐在台下聆听的，则基本上都是中国商业世界的代表人物。他们包括TCL的李东生、建业地产的胡葆森、龙湖地产的吴亚军、新东方的俞敏洪等。
和其他嘉宾不同，维诺德·科斯拉拒绝向这些人发表一场演讲，于是，就有了田溯宁向他的提问。这是一个总是在中国宣扬创新的人在向一个总是在硅谷宣扬创新的人的提问。他们两人的经历也有相似之处。田溯宁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同自己的朋友开始创办亚信科技，并将这家公司变成中国大陆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公司；维诺德·科斯拉则从印度到美国留学，在读完斯坦福大学的MBA之后，同斯坦福大学的另一名研究生安迪·贝赫托西姆一起创建了太阳微系统公司。田溯宁后来离开了自己创建的亚信科技，参与创办了一家国有大型电信运营商网通，后来再度离开，创建了自己的投资机构宽带资本；维诺德·科斯拉离开了太阳微系统（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同太阳微系统的主要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之间有太多分歧），加入了硅谷最著名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KPCB担任合伙人（约翰·杜尔也是KPCB的合伙人之一），后来离开KPCB，创建了自己的投资机构科斯拉资本。
维诺德·科斯拉的同事介绍说，科斯拉资本目前有超过2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10亿用来投资新材料与新能源行业，还有3亿美元是专门投资早期创业公司的种子基金。“我们投资的成功率在10%以下。非常高风险，是真正的风险投资。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投资了超过100家公司。其中有3家生物能源公司在去年上市，为公司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当然，这些数字比起科斯拉最辉煌的成绩不算什么。他曾经以在6个公司5000万美元的投资还来了150亿美元的市值。其中一例是，同步光纤网络设备制造商赛伦特在被思科以6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之后，科斯拉早期的800万美元投资在两年半之后的价值变为20亿美元。
此时的维诺德·科斯拉已经56岁，留着一头不加掩饰的白色短发，仍然保有着让人羡慕的瘦高身材，休闲西服内是一件高领长袖体恤衫。他说起话来还有着震动全场的大嗓门，像一个随时会冲到你面前去争抢机会的小伙子。田溯宁则文质彬彬戴一副眼镜，黑发整整齐齐贴在脑袋上，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当然，这个中国人心里头也藏着一把火，不然他不会以重新创业的激情把一群初创公司集中在北京的云谷，并且号称自己要和工程师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向维诺德·科斯拉发问之后的第二天，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媒体开始创业的刘东华对田溯宁说，他从田溯宁的问题中听出了田自己的彷徨：“你问那个印度人，他很早就已经功成名就，为什么还要持续不断地辛苦工作，去寻找并投资新创公司，这其实是你在问自己的问题”。
人们总是观察自己的同类者，加以对比，并且提出问题，反问，为何我会这样，或者为何我不能如此。对田溯宁如此，对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中欧商学院的教授许小年而言，也是如此。戈登·摩尔的密友，总结出摩尔定律的CarverMead教授就激发出了他的感慨。
CarverMead称自己“一辈子都是个教育家。我的工作就是带领年轻人学习，让他们有开阔的心胸与眼界，并且理解什么是创新。”他在演讲中将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聪明人们坐下来，找到更好的方法去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满足已经存在的需求。“全世界都专注于这种创新”。另一种创新则是去解决那些人们还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去找出那些“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在CarverMead教授看来，“90％的现代经济都是通过第二种类型的创新才创造出来的”，“我们都是这种创新的获利者”。
他忧心忡忡——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忧心忡忡激发了一位中国教授更多的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教育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作为教育者我们喜欢施教，而不是跟年轻人们分享学习和创造的过程”。而施教理念的最大问题正是，它可能在传授已有的固定的知识方面不无道理，但是却只会让年轻人看到今天已有的知识，而错失“通往未来的不可知的机会”。它会让年轻人失去走出已有事物框架和已知经验的疆域的视野与勇气。
许小年向CarverMead提问说，如何才能说服和鼓励他在商学院的学生们更愿意去进行第二种创新，除了讲述成功者的经验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CarverMead回答说，它的回报是写入史册。让人悲哀的正是，它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但是对创新者却不那么重要。因此，我们能做的是，“不要建立这一个体系，在他们还没有获得回报前就摧毁他们。”
后来，在只有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们在场的场合，许小年感慨说，这些美国教授说的话，他并非不知道，也不是说出不来。但是，因为他在中国找不到案例，所以他总是觉得缺乏底气。“美国保护创新的制度和文化还在。所以它会仍然是最创新的国家。”他说。同时，他简短地回忆了自己的学术历程，谈到自己如何从一名格林斯潘的支持者，变成一名创新的支持者和一个彻底的反凯恩斯主义者。
尽管面对的都是中国大陆最知名也最有成就的商业精英群体，但在私下的场合，许小年仍然表现出了自己作为教授的直言不讳：“你们的成功只是邓小平的政策和13亿市场的成功。你们和硅谷的公司相差太远……”
而在看到这些硅谷人士的简单时，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们也都表露出过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们抱怨自己所要面临的复杂情况，他们必须像个长袖善舞者那样照顾到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去满足所有那些有力量给你的生意和公司带来麻烦的群体。他们之中，有人开玩笑将自己的首席执行官职责戏谑为首席吃饭官。当扎克博格问这些来访的中国商业精英在中国做公司和在美国做公司的区别时，所有人都告诉他：“那里更复杂……”在中国，扎克博格不可能专注于自己的产品研发，乔布斯也不可能扮演那个桀傲不逊的天才形象。因为，在中国你不可能如此简单。
可能没有人比曾经在硅谷工作过8年，如今又在运营着介于FACEBOOK和TWITTER间的产品新浪微博的曹国伟感受更深。就在来美国之前不久，他还必须和另外的一些中国互联网巨头，如马云、马化腾等一起去参加一个政府组织的会议，在会上他们接受了党和政府要求的建设精神文明的教导。
正是这架创新机器（它由容忍失败的文化、奖励创新的制度、大学与公司之间的互动、充沛风险投资等等一系列构成）让许小年如此考虑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前景，让他不无悲观地看待自己的国家：“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中美两国都在形势的判断和估计上有偏差，都低估了美国经济的潜力，都高估了中国的潜力。这种判断下两国关系就会紧张。我认为中国仍然应该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韬光养晦。我们没有强大到那种地步……我们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怎么可能让我们的创业者和风险投资人做到从鲍鱼身上想到芯片（硅谷的一位风险投资者展示的项目案例）。我们现在所做的仍然只能是传统产业的发展。”
附：
维诺德·科斯拉谈创业与投资
田溯宁：你几乎是和硅谷一起成长起来的，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在硅谷的创业经历？
VinodKhosla：我16岁时候读了很多美国杂志，其中有些是技术方面的。就在那些阅读中我知道了英特尔公司，知道这家公司是由一个匈牙利移民创立的伟大公司。我很喜欢这个梦想：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立一家科技公司。所以我一有机会就来到了硅谷，并和自己的伙伴一起创业。
我创立的第一个公司是太阳微系统，是计算机系统方面的公司。当时是1982年，我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此前我先是在卡耐基梅隆大学拿到硕士学位，然后再到斯坦福读的MBA。Sun公司是个非常特别的计算机系统公司，它可以做工作站。后来这家公司上市了。Sun很有趣，即便在1992年。
在这个过程中，斯坦福大学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Sun公司之前的名字叫斯坦福大学网络（ Stanford UniversityNetwork），Sun就是这个名称的缩写。Sun公司是由我与另外一名研究生一起创办的。其实甚至在我创办Sun之前，我就在和斯坦福大学的很多研究生一起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学校和产业界的合作，也是硅谷精神。
田溯宁：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些年硅谷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VinodKhosla：30年前的硅谷文化还不像现在这样，创业文化这么浓厚。你在硅谷创业成功的比例是最高的。我在印度读大学本科时，希望能创建一个公司来做豆奶。当时我看到很多孩子没办法喝上新鲜的牛奶，因为新鲜的奶需要放在冰箱里，而当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冰箱。这启发了我，我想做这样一家豆奶公司，可以让每个孩子都喝上豆奶。但是在印度的1970年代，基本没有办法创业。不过在硅谷，即便你很年轻，也会很容易就开始创业。我的创业就很容易，而且，有人愿意给你钱，帮助你创业。这就是硅谷特别的地方。
今天，你要想创业的话，几乎是肯定可以立即开始的。即便你从大公司出来，创建了一家小公司，大家还是会很尊敬你。比如像我的一个朋友吉姆·巴克斯代尔，他在1995年时有两个工作offer，一个是at&t的CEO，一个是去做网景公司的CEO。当时网景公司还只有40个人，而at&t已经是一家电信巨头。但是他选择了网景，尽管前者很庞大。
这一点在我们的生态系统中很重要。每一个人都希望和创业者一起工作。你在大公司工作，大家给你的尊敬反而比较少。你要是敢于创业，大家就会比较尊重你，不管你成功与否。投资人也愿意投钱给你。总而言之，投资人支持你，管理人员支持你。现在FACEBOOK、谷歌公司的人都愿意到小公司工作，这非常有意思。我儿子从斯坦福毕业时就想创业，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大学生甚至毕业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业。
田溯宁：你早已经很成功，但你还是在不断去寻找新的创意公司做投资。我想请问你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
VinodKhosla：每个人感受到的激励是不同的。我的有些朋友会花一个亿去买游艇或者飞机，这是他们喜欢的生活。我个人喜欢体验初创企业经历的挑战。花2亿美元投资40家公司，要比买一艘游艇或者一架飞机让我高兴的多。
做投资时，每天你会碰到不同的人。他们都非常现实主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认为自己能改变世界。他们会跑过来跟我说，他们手上有一个新的技术，以及为什么他们的技术能够在两年内打败谷歌。这些看上去不太正常的人能够改变世界。
我在印度长大。印度同样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很清楚中国的情况。在这些国家，人们害怕失败，因此不会冒风险去尝试。但只有敢于尝试，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反正这就是我在印度看到的最大问题：人们害怕失败，怯于尝试，虽然印度有很多人才。
至于我个人而言，我有愿意失败的意愿，反而是这种愿意失败的意愿给了我让我成功的能力。我不在乎失败。但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当然更好。
现在的商业世界都在谈论如果减少风险。问题是太多企业家和风险投资者把风险降到了太低，以至于虽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提高了，但成功时，成功的结果也变得微不足道了。我相信一个说法，敢于接受更高风险的人，也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田溯宁：过去三、四十年你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挫折是什么？
VinodKhosla：我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我所遭受的失败和失败的方式。但是我可以说，我经历的失败要比在座诸位加起来都多，因为我做得尝试太多了。其实在我们创立太阳微系统之前不久，我们就曾建立过一家公司，但是它在九个月后就失败了。
有意思的是，5年后，没人记住我们做失败的公司，但所有人都记住了我们做成功的公司。我们每年都会有重要的失败的案例。我也会做一些分析，看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有时一次失败会带给你1500万至4000万美元的损失，可谓代价高昂，但是你也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
还是那句话，我可以举出很多失败的例子。每年都有。但是我只能记住我最成功的例子。
田溯宁：因此你是一个更加乐观的人？
Vinod Khosla：我觉得我越老越乐观。
硅谷见证过很多巨大的成功。我们所有人都遇到过这样的巨大成功的案例。
JFK（肯尼迪总统）说过，所有的人类进步都取决于不理性的男人和不理性的女人。比如，FACEBOOK的扎克伯格还只是个年轻的孩子，但是他的创意把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生活习惯都囊括了进去。每年我都会看到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化和变化中产生的企业家。
对于我来说，项目层面的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认为，对于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而言，最终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企业家，而不是国家和政府。
创新的企业家可以让教育变得更便宜、更便捷。创新的企业家也可以让医疗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未来绝大多数诊断通过手机就可以完成，未来所有的照明能耗都会降低75%，供暖系统也是如此，创新的企业家也一定会找出能够代替石油的能源。
我经常说，我们很难对未来十年做出准确的判断，因为变化太迅速了。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取得这么快进展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创新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只是在老生常谈地发议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将人类某个时间段内对未来的预测和预言的实现程度做对比，结果发现，我们人类所有的预测的准确性，基本上和猿猴做的预测一样，完全是随机的。因此，不能相信预测。预测未来的唯一方式是去创造未来。不管是在教育、移动互联网还是医疗领域。必须要用主动创新的方式去面对风险，而不是去预测未来。
再举一个例子，休斯顿的一家公司QIOR，正在进行把生物能量进行转化的工作。自然界需要经过几百万年才能把生物能量转化变成石油，而这个公司用十秒钟脱氧处理，然后就能从生物中创造出能源，它的成本也很低。如果这个公司的努力能够实现，那么它完全可以解决能源问题。现在这家公司是一个价值15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一旦这种努力能够实现，并将生产成本降低，就可以改变整个地球能源状况和世界地缘政治。现在每年中国、美国和印度都会花大量的钱去买石油，如果能源状况改变，这些钱就可以用在改善农村教育、发展农村经济上。
这也是我乐观的原因。人类会突然发现一个新的能源来源，然后随之的连锁反应是可以把农村的收入提高。我还投资过一个发动机公司，它在尝试把发动机效率提高50%，油耗降低20%。这些都会对全球能源格局带来变化。我相信这些努力中的绝大多数都会成功。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技术都在向这方面迈进。实际上，我们的投资力度还不够，在改变未来方面做得还不够。
田溯宁：未来中国、印度和硅谷分别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VinodKhosla：过去5-10年间，传统的经济力量平衡被打破，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从西方国家转向了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中国和巴西等——对俄罗斯我没那么乐观。
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我们要从欧洲和美国跳出，新的经济体增长已经很迅速。很多时候一些大的想法好像总是没有办法冒出来，之所以如此，我的观点是，新的想法需要有新的混乱的环境。现在的情况是，地球上很多地方都很蓬勃，发展也很迅速。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全球环境会激发出更多创新的火花。我们需要做得是混合不同的文化，传统的文化、创业的文化、印度的、巴西的。多种力量并行对未来有很多好处。
杨绍鹏：如果你儿子的创业需要融资，你会给吗？
Vinod Khosla：今天他得自力更生才行。我儿子的日子已经过得太好了。
杨绍鹏：你允许别人失败，为什么不允许他失败？
VinodKhosla：我从过去学习到的经验是，如果事情不如你所设想的那样进行，失败会让你学到更多。我的孩子像我一样，信心太足，有点傲慢，总认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只有遭遇失败时，他才会重新审视自己。我希望我孩子也会从失败中学到同样的教训。
讲到创业，你必须坚持，不断尝试。即便是我的孩子，我也会让他们经历了足够的痛苦才会出手相助。
汪潮涌：你为什么决定离开KPCB？下一个十亿美元的公司在哪里？
VinodKhosla：我现在也会经常和他们合作，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投资项目。KPCB是一个很好的风险投资公司，但它是一个太大的公司，有很多合伙人，所以比较难以做疯狂的事情。
我已经做了好几百项投资，我坚持不要老是去看投资的成功率。当然我知道如果总是不看投资成功率，这也挺偏激的。还是那句话，我不介意失败，但如果成功的话，最好是个很大的、很重要的成功。如果从财务来讲，我认为投资的成功率和投资的回报率都很重要。但是大的公司没有办法这么做，这种举动还是挺实验性的。
举个例子，我投资过一个能源公司，它在研究如何把木材转化为石油。碰到这种情况所有的风险投资人都会说你应该审慎点。我却说，它有90%的几率会失败，但是我看到的是10%的几率会成功，它会赚回几百倍的回报。我看的是10%的成功的可能，这和大的投资公司不同。我也投资了twitter创始人之一JackDorsey创立的一个新的支付公司。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个人过来找我，他的观点是，喂牛吃玉米和饲料，然后人类再吃牛肉，这种做法非常没有效率。他说，我们现在不通过这种转换就可以吃到牛肉。他的说法听起来很怪异，但我们投资了。我会做各种实验。
很多人看到的都是大机会，而我看到的是各种实验性的做法。我之所以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因为这样我可以更为自由，可以做各种稀奇古怪的实验。任何天马行空的想法我都不介意。
汪潮涌：你如何看待太阳能行业？
VinodKhosla：很多人觉得太阳能和风能其实不是很好的能源来源。想象一下，电力公司给你提供电，但声明只有在有太阳和有风时才行，你会怎么说？人们都会在有时间时看电视，而不是在有太阳和有风时看电视，对吧？如果只能这样，那这个想法就很糟糕，因为大部分人想要在需要有电的时候就有电。
因此，对于太阳能和风能而言最大的创新是什么？存储！如果能有存储的技术，让人想用电就用，这才重要。但我认为最好的储电方式不是电池，而是另一种压缩能量的方式。很多人认为这不合理，但我认为有希望。我就喜欢另辟蹊径的方式。
（另外两名提问者：杨绍鹏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集团山东海丰国际航运集团董事长；汪潮涌为投资公司信中利的董事长、前摩根斯坦利中国首席代表）
团长柳传志
在这疲劳的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在纽约帆船俱乐部等待着晚餐的开始，三三两两分开来讲无聊的笑话，或者谈论各自感兴趣的话题：吴建民与胡葆森在一个角落谈论着外交关系；朱新礼、牛根生和艾欣在讨论他们的快速消费品与乡村话题；汪潮涌向每一个感兴趣的人介绍美洲杯帆船赛；吴亚军和夏华有她们的女性话题，不过，随后唐越和冯仑也加入进来，一起抱怨这疲倦的一天，并且最终将话题的焦点放在了组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这次规模庞大的出行事宜上，从酒店的价格到飞行的费用，他们都要讨论一番。
打破这种无序状态的不是晚餐的开始，而是柳传志的到来。他没有跟大多数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一起搭乘班机来到纽约。因为当时他必须出席新闻发布会，并且在发布会后接受几家媒体的采访。他刚刚完成了两项让人眼花缭乱的动作。他将联想集团负责海外市场的高级副总裁陈绍鹏从联想集团调任(或者叫挖角)至联想控股，由其负责柳传志一直雄心勃勃想要大展拳脚的农业领域；紧接着，就在出发的前夜，联想集团宣布柳传志辞任公司董事会主席职务，交由杨元庆接任。
中国太大，需要整个企业家群体的努力
柳传志笑容满面地带着自己的英文秘书出现在帆船俱乐部，身着老派的黑色西服套装。看到他时所有人都站起来，每个人都等着和他握手，并且进行简单的寒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秘书长程虹看着柳传志的出现迅速让整个场面变得有序，脸上显出一种如释重负……
评论晒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