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两个人的相遇，是两颗星宿恰好运转到了一个ZH的咬合角度。而宇宙还在不停地运行，在某个疏忽的关口，某个咬合的齿轮松开了，角度业已发生改变，再度重新咬合就很困难了。于是他们越走越远，直到永不相见…… 

——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 

——节选自本书内文 贰?与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一生的朋友 

北平初相遇 

对于感情丰沛、喜欢表达自我和喜欢朋友环绕身边的林徽因来说，每一个与朋友在一起的日子，都是她人生中Z闪亮的时刻。她是离不开朋友的人，七七事变之后，她从北京向西南迁徙之前，在一封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东西Q弃下到无所谓，Z难过的是许多朋友都像是放下忍心的走掉。” 

在林徽因和梁思成诸多的好友中，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是林徽因夫妇生命中不可忽视的存在，他们与梁氏夫妇在和平时期的惺惺相惜，在战乱中的患难与共，让他们的友谊持续了一生，并一直延伸到他们的晚辈。 

1932年，25岁的费正清和23岁的费慰梅来到了北京，那时的他们是一对无忧无虑、对“古老中国”有着共同兴趣大学生，他们不远万里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在北京西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住了下来，并举办了简单的婚礼，然后一腔热血地开始研究中国。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费正清想要研究的是中国的社会问题，毕业于哈佛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Radcliffe College）艺术史系的费慰梅感兴趣的是中国的艺术和建筑。那时他们还不叫费正清和费慰梅，他们分别是来自美国南达科他州的John King 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和来自马萨诸塞州剑桥镇Wilma Canon Fairbank（威尔玛?坎农?费尔班克）。费正清和费慰梅是梁思成后来为他们取的中文名。 

初到北京的费氏夫妇只会说零星的汉语，在北京也没有朋友，在这年的秋天，在一个外国人办的美术展上，费慰梅夫妇遇到了英语流利的林徽因夫妇，并与熟悉美国文化的他们一见如故，四个人都是年纪相仿的年轻人，费慰梅又对中国的艺术充满了好奇，刚好遇到同样对艺术感兴趣的林徽因，聊至尽兴，分手的时候，林徽因要了他们的地址，才发现两家住处离得很近，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好客的林徽因便常常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参加她和朋友们的“星期六聚会”。自此，费正清和费慰梅不再像初到北京时单枪匹马地做研究了，他们结识了当时中国的一群有趣的知识分子，到了第二年，在这些朋友们的引荐下，费正清还去了清华大学任教，这让他对中国的研究更加方便和深入了。后来，费正清和费慰梅都成为美国ZZM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被称为研究中国历史之父，美国社会说他们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带的随行人员中就有费氏夫妇。 

林徽因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曾经接受过当地一家叫《蒙塔纳报》报纸的访问，被问及她对美国女孩的看法时，她说，她更喜欢跟美国的女孩子交朋友，因为在她看来，中国女孩子的价值观大多来自家庭，英国的女孩则大都做作矜持，而美国女孩身上则有一种令她感兴趣的自由、民主的精神。费慰梅这个与她有诸多共同话题可聊的美国女孩如从天而降般走入她的生活，让她从心底感到快乐，她说：“我从没料到，我还能有一位女性朋友，遇见你真是我的幸运，否则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和享受到两位女性之间神奇的交流……” 

晚年的费慰梅回忆她与林徽因的交往，说：“对于我闯入梁家的生活，起初是徽因母亲和佣人疑惑的眼光，尽管有种种不适，但不久我的来往得到了认可。我常在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到梁家，穿过内院去找徽因，我们在客厅一个舒适的角落坐下，泡上两杯热茶后，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一股脑倒出来……” 

看林徽因的一生，她大概也只有费慰梅这一个亲密的女性朋友，其他女人，提到林徽因时总是不自觉地站在一个比她低的角度仰望着她，而与费慰梅，她们不但可以一起聊共同喜欢的建筑、艺术，她也可以将自己心底Z自私、隐秘的想法和家庭琐事对她和盘托出，成为真正的朋友。 

那时，出入“太太的客厅”的人里面，除了恋爱观前卫的老金，还有一帮在其他领域有着前卫思想的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再加上费慰梅夫妇这对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难怪当时，每每女儿到梁思成家里玩，保守的梁思顺都要迅速地把女儿接回家。 

在他们相识后的第二年的夏天，费氏夫妇的朋友阿瑟?汗墨博士把他在山西汾州的住处暂借给他们一个夏天，此前，林徽因总在她面前抱怨自己的时间被家里繁琐的事物占据了，费慰梅便热切地邀请林徽因夫妇来此地考察，顺便把林徽因从家务琐事中解脱出来。那是军阀混战时期，吃住行都条件简陋，特别是到了乡村之后，简陋会翻滚着加倍，运气好的时候会租到外国人的吉普车，或者吃到外国传教士提供的热的汤饭，运气不好的时候，就只能干啃自带的干粮，靠自己的双脚踏着泥泞的山间小路前行。那一次山西之行，他们用七天的时间考察了八个县，度过了苦甜参半的七天，他们一起分享简陋的餐食，一起感受发现一座古代庙宇的欢乐。有一个晚上，他们在一座古寺中住了下来，费慰梅和费正清把简陋的床铺支在大殿外的空地上，在雨后山谷清新的空气里，望着庙宇上空的繁星与在大殿内搭地铺的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边聊天，一边进入梦乡。那是一段虽苦却值得回味的充满诗意的时光。 

山西之行以后，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起来，到了1936年，费氏夫妇在中国完成一个阶段的研究返回美国的时候，他们已成为依依不舍的老朋友了。临行前，费慰梅为林徽因画了一幅画像。林徽因送给费氏夫妇很多中国的传统服饰，并在他们回国后，将家族传下来的一只红色古董皮箱寄给他们做纪念。 

人生相聚又别离 

在费氏夫妇离开中国的第二年，中日战争打响，北平安逸、祥和的时光被彻底打乱，林徽因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朋友开始了向西南后方逃亡的生活。1937年到1945年间，他们沿着北京——天津——长沙——昆明——李庄这条路线，一路向后方转移，他们每在一处落脚便会写信给远在美国的费慰梅夫妇，将路上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亲眼所见的中国的处境告诉他们，事无巨细。她毫不避讳地给他们描述着逃难时狼狈的逃难生活： 

“在日机对长沙的DY次空袭中，我们的住房就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在这所房子里我们住了三间……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Z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玻璃的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Q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房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 

“我们所有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都是从玻璃碴中捡回来的。眼下我们在朋友那里到处借住。” 

“我们在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又重新上路，每天凌晨一点，抹黑抢着把我们少的可怜的行李和我们自己塞进长途汽车…… 

“日本鬼子的轰炸机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着牙关挺过去……” 

费慰梅夫妇是林徽因夫妇逃难时期的一线光亮，是那段长达9年灰暗日子的寄托。 

直到1942年，已经在美国华盛顿政府任职的费正清，终于有机会再次来到中国，那年8月中旬，费正清从美国启程，经过大西洋中部的亚森欣岛，穿过非洲到埃及，又横渡印度洋到印度，再飞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历时一个多月，才再次到达中国。那时，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为了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图书资料，和躲避越来越密集的日军轰炸，离开昆明搬到离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生活。 

九月底，在陪都重庆安顿下来的费正清，终于见到了前来重庆筹集研究资金的梁思成，隔了6年的重逢，使感到他们兴奋又热烈，他们足足握了5分钟的手。费正清为梁家带了自来水笔、手表、奶粉、药物等生活所需物品，并嘱托他们把自来水笔和手表等卖掉，以换取生活基本所需。卧病在床的林徽因，也在见了老友之后，病情竟然慢慢好转，第二年，她便鼓励梁思成把一直以来都想完成的《中国建筑史》的图稿在这段时间整理完，做成黑白片子，加上中英文注解，在美国出版，这个想法也得到费正清的大力支持，他不但答应协助梁氏夫妇把黑白片子在他工作的新闻处缩印，还为他们请了一位美国摄影助理，协助他们拍摄和制作缩印的胶卷。被战争耽误掉太多时间的梁氏夫妇兴奋地日以继夜地工作，在当年的11月就Q部整理完成，他们拷贝成两份，自己保留一份，一份交给费正清。 

又过了三年，1945年的夏天，费慰梅终于也千山万水地再次来到中国，在美国大使馆的总部在重庆任文化参赞，那时的梁思成被任命为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席，费慰梅到达重庆的时候，他也在重庆履行着他的副主席的责任，他们在重庆相聚。而当时的林徽因，在李庄卧病在床。有YT晚上，费慰梅和梁思成，还有两位青年作家，在美国大使馆的餐厅用餐完毕，忽然听到警报声，他们以为又是空袭，紧张地走出门外，当他们走出餐厅，却见山底下的街道突然涌出来很多人，他们在奔跑，在大叫，在欢呼，随后，鞭炮声也噼里啪啦热闹得响彻整座山城，不，应该是整个中国，这一刻，他们才知被战争蹂躏了8年的中国胜利了。大街上，无论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握手庆祝，梁思成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的同事们也在喝酒、跳舞庆祝。这么重要的时刻，林徽因一个人同孩子们在李庄，本来打算晚些时间再去见林徽因的费慰梅，看到梁思成黯然的神色，于是立刻联系了一架要去执行任务的军用直升飞机，连夜离开重庆，赶到李庄同林徽因一起庆祝这个特别的时刻。 

时隔多年，两位老友终于再次相聚。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的精神也好了很多，但因长期在李庄封闭又无聊的生活，林徽因心情一直处于郁闷中，那段时间，费慰梅常常把她接到重庆，开着吉普车带“与世隔绝”五年的她外出兜风、散心、看戏，带喜欢热闹的林徽因去大使馆参加宴会，老友的重逢和重新燃起希望的新生活，都让林徽因感到快乐。费慰梅趁着林徽因在重庆逗留期间，请在大使馆里做中国善后救济工作的ZM美国胸外科医生里奥?埃娄塞尔给她做了QM的身体检查，然而结果并不好，埃娄塞尔觉得林徽因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住在潮湿的重庆抑或是李庄了，建议她搬到阳光充足的环境养病。适逢费慰梅要去昆明出差，她和林徽因的共同好朋友，张溪若、金岳霖等都还住在昆明，她也知林徽因心里惦记着这帮老朋友，等林徽因的身体稍微好一些的时候，便计划把她带到气候更适合肺病人生活的昆明。林徽因和朋友们都知道这次飞行需要冒险，但Z终林徽因决定冒险飞一次，于是，费慰梅便带着她完成了她生命中DY次飞行，虽然长途的飞行透支了她本来就虚弱的体力，但这次飞行让林徽因的精神振奋了许多，心情也舒畅了。她记录道： 

“我终于又来到了昆明!我来这里是为了三件事，至少有一桩总算彻底实现了。你知道，我是为了把病治好而来的，其次，是来看看这个天朗气清、熏风和畅、遍地鲜花、五光十色的城市。ZH但并非Z不关紧要的，是同我的老友们相聚，好好聊聊。前两个目的还未实现，因为我的病情并未好转，甚至比在重庆时更厉害了——一到昆明我就卧床不起。但ZH一桩我享受到的远远C过我的预想。几天来我所过的是真正舒畅而愉快的日子，是我独自住在李庄时所不敢奢望的。” 

费氏夫妇的一生与林徽因夫妇的一生是交织在一起的，林徽因生命中很多美好的时光，都是费慰梅细心安排的。当年，他们在画展偶遇，互相留下地址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会是彼此的生命里如此重要的人。比林徽因大5岁的费慰梅，成为林徽因的闺蜜、姐姐，一向是朋友、家人中照顾别人、被别人视为依赖的林徽因，在她面前总是会不经意的流露出“小女孩”的一面，她寄给费慰梅那只红色的小皮箱时，附的信中，用这样天真的语气写道：“你看，它是不是很可爱呢?” 

研究中国问题的费氏夫妇，知道林徽因夫妇在中国这个古老国度所做的关于建筑的研究，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SJ，都是具有开辟性意义的，每次在梁林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都出手相助，一直悉心呵护着这对中国朋友。 

这两年，因为有费氏夫妇在，林徽因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令她感到快乐的重逢，重逢，重逢。 

浊酒一壶，余欢尽饮。 

战争让大家失去往日的安逸生活和AQ感，那几年，他们有过几次告别的时刻，在七七事变前夕，费氏夫妇回美国时，在林徽因肺部感染细菌需要做手术时，甚至在费慰梅与林徽因李庄重逢时，当她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瘦弱的林徽因，便嗅到了一丝分别的气息，她说“我仿佛看到世上所有生命的终场，想到了生命的短暂与偶然。”他们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了彼此了。林徽因在做手术之前，还郑重地写过一封诀别信给远在美国的费慰梅，所幸，那次，她的手术很成功，虚惊一场，那时她们虽然相隔很远，却还能像之前一样通过书信向对方报告彼此的生活。 

但到了1949年，中美关系已显出恶化的前兆，林徽因在给写他们的一封信中，已有预感，她暗淡地说：“现在我觉得我们大概有一两个月能自由地给在美国的你们写信了……我觉得憋得喘不上气，说不出话。” 

这封信寄出去几日之后，中美便宣布断交，这一别，便是20多年，这封信成为他们之间ZH一封信。 

已经回到美国居住的费慰梅，将这17年来与梁氏夫妇交往的照片、林徽因手写的英文信、报纸上关于他们的报道，手工制作了一大册又一大册的豪华精装版相册，每张相片都细心地加了注释。其中有一些信，是写在并不完整、甚至满是褶皱的纸片上，那是在中国一张白纸要一万块钱的通货膨胀时期，林徽因在捡到的残纸上写的，有时候，一封信写完，还没有写满一整张纸的时候，她会把空白的部分裁下来，留作下次再用。那时候一封信往往要在路上走50天，才能到达收信人的手中。就这样，一封封或热情洋溢、或吐槽自嘲的信，在艰苦的日子里，也未曾间断地到达费氏夫妇的手里。这一切与林徽因夫妇有关的物件、泛黄的信，都被费氏夫妇认真地珍藏在他们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森林深处的故居里。在纪录片《梁思成与林徽因》中，费慰梅的女儿向工作人员展示了这些物品，在经过半个多世纪，时间的洗礼之后，那些衣物的颜色依然鲜亮，红色皮箱依然可爱，就像他们的友谊，一直经久不衰。 

在举国混乱的战争年代，梁思成的很多关于建筑的手稿、著作都是在费氏夫妇的协助下在美国发表的，林徽因还把很多梁思成的珍贵手稿、胶片托付给费氏夫妇保管，费氏夫妇也未曾失误过。只有一次，在中美互不通信的1957年，出了问题。那时，林徽因已经去世，费慰梅接到梁思成的口信，让她把一包珍贵的研究资料寄给一位在伦敦的刘姓小姐，由她转寄给在北京的梁思成。在此之前，费慰梅从未听说过梁氏夫妇有这样一位朋友，但她还是按照地址寄了过去，并一再嘱托刘小姐，一定要用挂号的形式寄到北京。但直到20多年后，费慰梅才无意中从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口中得知，梁思成从未收到那份包裹，也就是说当年刘小姐并未将包裹寄给他。那是梁思成的毕生心血，是他生命ZH的14年的研究里所需的基本资料，当她得知这一消息时，非常愤怒，而这时，梁思成也早已去世。费慰梅便开始了漫长的追查，她一定要向刘小姐讨个说法，为梁思成，也为她自己，她通过仅有的一点点关于刘小姐的信息，和当年邮局反馈的复印件，以及众多朋友的协助，终于一步步找到已经移居到新加坡的刘小姐。那位叫Lau-Wai Chen的刘小姐也是一位注册建筑师，在费慰梅言辞谴责之下，她终于把这个包裹寄回了北京，虽然整整晚了二十三年，但所幸的是，里面的莱卡胶片和梁思成手绘的画稿都还完好无损。费慰梅为此专门飞到中国，同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一起整理并编辑了这些资料，并于四年后，将这本饱含梁思成毕生心血的《图像中国建筑史》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获得当年美国出版家专业学术书籍出版金奖。 

1979年，中美关系恢复的第7年，70岁的费慰梅和72岁费正清再次来到中国，来到他们年轻时一直痴迷着的国家，那个时候，北平还很落后，大街上都是土路，树木也少，到了春天，风一起，便尘土飞扬，卖冰糖葫芦的小贩在胡同里穿梭、叫卖，天桥上有玩杂耍的艺人……在30年代的中国，老朋友们聚集在林徽因的客厅里快乐地畅谈艺术、文学，或一起结伴穿过胡同去看戏、看电影，在林徽因那座开着丁香花和马缨花的院子里，频频举杯。隔了近50年的光阴，原本她熟悉的“有城墙环绕的古老的东方城市”北平，已经改名成一个陌生的叫“北京”的城市了。她和爱人在这里相爱，并在此开始了持续一生的事业，她的老朋友林徽因和梁思成都已经去世，因为政治原因的阻隔，他们甚至都没有见过彼此老去的样子，在他们彼此的眼中，永远都是对方年轻时的样子。 

如今，这些时光都已经成为永远的过去。人去楼空，物是已非。 

费慰梅决定拜访还健在的往日北平的老友们，撰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传记，来记录他们跨越国度、跨越时光的友谊，和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北平岁月，也让更多人了解梁氏夫妇的风采。经过10年多的筹备和整理，在费慰梅82岁的时候，《Liang and Lin：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终于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此书的简体中文版《梁思成和林徽因——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被中国的法律出版社引进出版。 

1991年，费正清在剑桥因心脏病去世；2002年，费慰梅在美国坎布里奇的家里平静地去世。因对她俩友情的珍视，费慰梅的家人在她葬礼的流程单上印了一首林徽因的诗。至此，他们四个人，在另一个SJ，又得以再度重逢，又可高谈阔论，谈笑风生，那里没有战乱和炮火，也没有国度的界限。那里就像汉学家史景迁在《Liang and Lin：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序言中写的那样：“我们仿佛听见，他们高朋满座的客厅里，杯底饮尽，连珠的笑声中浮沉着杯盘碰撞响。” 

浊酒一壶，余欢尽饮。